2007年1月底，震惊全国的安徽省阜阳市中级人民法院腐败窝案相继作出一审判决，阜阳中院先后三任院长尚军、刘家义、张自民被判入狱。记者日前赴阜阳调查获悉，尽管腐败窝案判决已经一年有余，但一些行贿者却毫发无损，仍然戴着买来的“乌纱帽”。据说，阜阳在处理这些“问题干部”之前，曾专门派人去考察马德腐败案的处理情况。《中国青年报》3月31日)

　　别说，安徽阜阳的腐败窝案，还真和黑龙江绥化的马德腐败窝案具有惊人的相似性：都是买官卖官腐败案，涉案人数都极其众多，马德案据说共有265名官员身陷其中，而阜阳腐败案如果算上肖作新时代的话，竟多达八九百名官员涉案。两地腐败窝案既然如此相似，也难怪阜阳要“参考”马德腐败窝案的处理方法了。

　　那么，马德腐败案是怎么处理涉案人员的呢？记得当时绥化曾经提出了一个非常具有“创造性”的原则――“抓大放小原则”，即对一般干部5万元以下、“有来头”的干部10万元以下免予刑事处分。于是，有的行贿官员官照当，甚至个别的还得到了提拔。

　　可以想象阜阳在绥化取得“真经”之后欢喜若狂的心理，因为，好多涉案干部一直惶惶不可终日，“一些干部上班情绪不好，下班后三五成群，喝酒、打麻将，无所事事”，而且由于涉案干部太多，“如果大换血，将导致一些部门瘫痪，要正确把握度，毕竟培养一个干部也不容易，要给他们一个自新的机会”。于是，阜阳要给这些涉案干部吃上一个定心丸了，“他们的思想包袱没了，再也不怕别人告状了，更重要的是，他们买来的乌纱帽在这次结论之后，真正的合法了，他们中的一些人甚至得到了升迁”。从绥化取来的“真经”果然是妙用无穷啊！

　　早在马德腐败窝案“抓大放小”处理之后，就曾有人不无忧虑地指出，如此处理腐败窝案是典型的枉法之举，不但践踏了法律的严肃性和权威性，还严重地刺伤了人民群众及其清廉官员的心，更重要的是，给其他地方开了一个很坏的先例，让其他地方起而仿效，“可能为其它案件腐败官员的从轻发落找到借口”。没想到，这句话竟然如此准确地应验在了阜阳身上。阜阳腐败窝案如此处理，无疑给了众多的干部一个信号：不行贿，一点升迁的机会都没有；行贿，虽然有风险，但影响不大，做个检查，给个处分，还能在原来的位子上继续干下去，甚至还有升迁的可能。如此导向，“不但让行贿者更加胆大，而且让更多清白的干部踏入行贿者的行列”。

　　我们知道，腐败是有效应的，腐败窝案其实就是一种典型的“腐败效应”下的结果。而事实上，处理腐败也是有效应的，阜阳的处理腐败方式就是在绥化的“处理腐败效应”影响下产生的，而接下来，阜阳的“处理腐败效应”再加上绥化的“处理腐败效应”，共同构成更加强大的“处理腐败效应”，必将对其他地方的腐败窝案处理产生更加深远的影响。这就像滚雪球一样，这种效应越来越大，越来越强，将“腐败效应”所产生的恶果无限制延续下去，而我们的反腐大业，却势必会变得越来越举步维艰，令人忧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