韩愈与柳宗元，皆为唐代文坛领袖，亦是千古文章巨擘。南宋文人罗大经博极群书，对先秦、两汉、六朝乃至唐宋文章，多有精妙见解。他在《鹤林玉露》中评价韩柳文章时说，“韩如美玉，柳如精金”，这似乎是“无差别”的称赞，都是极品高文。我个人私下以为，退之名高，子厚文好，相较之下，柳文更加清奇、洒脱、凌厉、深邃、幽默、细腻，有情致，有韵味，有针砭，有风骨。尤其是他的杂文，千年之后读来，皆可对应于今日之世相众生，犹自历历然如在目前。

《蝜蝂传》是柳宗元的一篇经典杂文。蝜蝂，读作fù bǎn，是一种善于驮东西的小虫。这种虫颇受“拿来主义”思想支配，它天然具有一种见东西就抓取的本领，并把所有能“拿来”的东西全都搞到背上驮着，一边负重前行，一边到处抓取。由于抓取太多、驮负太重，以致趴在地上动弹不得。有人可怜它，帮其把背上的东西扒拉下来一些。但它一旦能动弹，便故态复萌，又开始奉行“拿来主义”四处抓取；其天性又喜欢往高处爬，终于筋疲力尽登高跌重，摔死了。所以柳公总结道，“今世之嗜取者，遇货不避，以厚其室，不知为己累也，唯恐其不积”，以至于有的被“货”压倒了，有的被彻查处理了，但他们一旦有机会东山再起，依旧每天构想着“高其位，大其禄，而贪取滋甚，以近于危坠”，并未记取之前的惨痛教训。故柳公鄙夷哂笑这类人物：“虽其形魁然大者也，其名人也，而智则小虫也，亦足哀夫！”

每一次赏读柳公《蝜蝂传》，我都会闭目沉思好一会儿，体会文意，低回流连，叹惋再三，唾壶击缺也！小虫蝜蝂的悲剧在于，一是“嗜取”，二是“不知戒”。

有一句老话，“狗改不了吃屎的本性”，那是一种狗性或曰动物性；蝜蝂改不了“嗜取”的本性，那是一种虫性或曰生物性；而人作为“万物之灵长”，则不应当“嗜取”成性欲壑难填，更不应该在“拿来”的道路上滑下去而“不知戒”，不收手，不收敛。

老子曰：“知足不辱，知止不殆，可以长久。”“嗜取”者不“知足”，“不知戒”者不“知止”，岂可“不辱”“不殆”“长久”乎？生物界之“行遇物，辄持取，卬其首负之”的小虫蝜蝂，不正是人类社会历史上“贪取滋甚”者最典型的生物标本吗？

有学者考据称，《尔雅·释虫》里的“傅，负版”，就是柳文中的蝜蝂。但也有考据者说，生物界压根儿就没有蝜蝂这种小虫，是柳宗元虚构创作出来的。其实，经典作品的思想力，艺术创作的生命力，本来就包蕴在“虚有其事”的真实性中。换言之，艺术性的虚构，乃更高层次的真实。

试想，“嗜取”的蝜蝂，不就是《诗经·大雅·桑柔》中的“大风有隧，贪人败类”吗？“不知戒”的蝜蝂，不正是俗话所说的“前车倒了千千万，后车过了亦如然”的屡教不改重蹈覆辙者吗？

就算《蝜蝂传》是一篇虚构的寓言吧，如果你用柳公笔下的蝜蝂之行径，比照现实世界“其形魁然大者也”“而智则小虫也”者所在多有，就完全可以理解，仅只短短167字的《蝜蝂传》，缘何能成为一篇传世经典妙文！

而且，《蝜蝂传》同样宣示，“嗜取”而“不知戒”，乃人欲之万丈深渊。

正如柳公在《全义县复北门记》中所说的“愚莫大于恡且诬”。“恡”即“吝”也。最愚蠢的行为莫过于贪婪悭吝更兼捏造谎言欺诈成性。《中庸》曰：“小人行险以徼幸。”又曰：“惟上智与下愚不移。”天纵之圣与冥顽不化的愚人，是永远不会改变自己的，前者言为士则行为世范不必改，后者混淆是非怙恶不悛。套用一句柳公的名言，愚莫大于三桩事——“不知戒”“不知止”“不能移”。

英国著名传记作家、批评家李顿·斯特雷奇说：“经典永远是现代文学。”柳公的《蝜蝂传》，今天读来同样具有阅读鲁迅先生“揭出病苦，引起疗救”的经典杂文之价值和意义。所谓经典永流传，指的就是杰出的经典作品，特别是优秀古典文学作品，不仅具备恒久的经典性与历史意义，同时也具有深刻的现代性与现实意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