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惩前毖后”出自《诗经·周颂·小毖》，是公元前1021年前周成王所作的一首表达内省自责和忧患意识的诗作，原诗句为“予其惩，而毖后患”。而首次提出“惩前毖后，治病救人”的是毛泽东同志。1942年2月延安整风运动正式开始时，毛泽东在《整顿党的作风》的报告中提出了这一说法，成为延安整风之方针。1944年4月，毛泽东又在《学习与时局》的报告中对此作了进一步阐述。这一方针的提出，为后来正常情况下的党内斗争指明了正确的路线。

“惩前毖后，治病救人”是延安时期中国共产党人的思想和智慧结晶，也是中国共产党认识论和方法论思想宝库的重要组成部分。在十八大以来全党深入开展党风廉政建设和反腐败斗争的形势和背景下，这一方针不断得到继承与发展，发挥出日益重要的启示作用。这些启示来源于“惩前毖后，治病救人”丰富的内涵和深刻的内在辩证关系。

“惩前毖后”与“治病救人”的关系及其启示

毛泽东同志1942年2月在延安作《整顿党的作风》的报告时是这样解释“惩前毖后，治病救人”的：“对以前的错误一定要揭发，不讲情面，要以科学的态度来分析批判过去的坏东西，以便使后来的工作慎重些，做得好些。这就是‘惩前毖后’的意思。但是我们揭发错误、批判缺点的目的，好像医生治病一样，完全是为了救人，而不是为了把人整死。”这不仅阐述了“惩前毖后”和“治病救人”的内涵，而且把其中的逻辑关系讲清楚了，即“惩前毖后”是为了“治病救人”。正是基于这样的认识和理解，习近平总书记在群众路线教育实践活动中一脉相承地提出了着眼于自我净化、自我完善、自我革新、自我提高的“照镜子、正衣冠、洗洗澡、治治病”的总要求。其中关于“治治病”，总书记就解释为：主要是坚持惩前毖后、治病救人方针，区别情况、对症下药，对作风方面存在问题的党员、干部进行教育提醒，对问题严重的进行查处，对不正之风和突出问题进行专项治理。王岐山书记2013年就提出要在纪律审查工作中把握好“树木”和“森林”的关系，强调要突出重点，既要挖“烂树”，也要治“病树”，更要注意“森林”的情况，不能只见“树木”、不见“森林”。实际上是明确地指出，如果能把“森林”的情况摸明，分清哪些是“烂树”，哪些是“病树”，那就是党内开展反腐败斗争的高境界了。摸不明，分不清，把“烂树”当“病树”治，那就是执纪宽松，肯定无效；把“病树”当“烂树”砍，那就是失当过火，效果肯定不好。这些都充分体现了“惩前毖后”旨在“治病救人”的思想逻辑。反腐败的最终目的并不是要查处“砍掉”多少干部，而是要最大程度地减少腐败现象，最终消灭腐败滋生的土壤，使“森林”健康地生长。

“惩前”与“毖后”的关系及其启示

没有“惩前”，难以“毖后”。几千年前的封建君主就认识到了“予其惩”,方能“毖后患”的道理延安整风的主要背景是以王明为代表的“左”倾机会主义、教条主义尚未肃清，党内仍然存在着党风不正、学风不正和文风不正的问题。而且，抗日战争以来共产党吸收了一大批农民和小资产阶级分子入党，许多非无产阶级思想被带进了党内，为党内错误思想的滋长提供了新的土壤。正是在这种情况下，党中央为了统一全党思想，争取抗日战争的胜利，领导全党进行了整风运动，锋芒直指错误思想和纪律涣散，最终达到了分清是非、统一思想的目的，实现了党的团结和统一，大大增强了党的战斗力。十八大以来，习近平总书记多次强调“党要管党，从严治党”，把权力关进制度的笼子里，对反腐倡廉常抓长抓，以猛药去疴、重典治乱的决心和刮骨疗毒、壮土断腕的勇气，把党风廉政建设和反腐败斗争进行到底，态度坚决、铮铮有声。2014年12月在江苏调研时，总书记又首次在“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全面深化改革、全面推进依法治国”的基础上，提出了“全面从严治党”，形成了“四个全面”战略布局的重要思想。王岐山书记十八大以来讲得最多的是有腐必反、有贪必肃，“老虎”“苍蝇”一起打，以零容忍态度惩治腐败，坚决遏制腐败蔓延的势头。强调党风廉政建设和反腐败斗争永远在路上，要保持定力，不刮风、不搞运动，踩着不变的步伐前进。这些话就是当前反腐倡廉建设的指导原则和政策，都充分体现了“惩前”方能“毖后”的思想。尤其在当前腐败蔓延势头还没有得到全面遏制的情况下，“惩”仍然还是反腐力量之源，没有“惩”的震慑，“毖后”乃至“治病”、“救人”都将缺乏依附、失去效力。十八大以来反腐大案频出，既是有腐必惩，也是意在“以儆效尤”，对仍不知耻不知止者形成威慑，让老实正派者感到欣慰、受到鞭策。对广大干部群众来讲，惩前毖后，既是敲打和警示，也是教育和引导，务必听者有心、闻者足戒。

“治病”与“救人”的关系及其启示

“治病”旨在“救人”。1944年4月，毛泽东在《学习与时局》的报告中进一步阐述：“这次处理历史问题，不应着重于一些个别同志的责任方面，而应着重于当时环境的分析，当时错误的内容、社会根源、历史根源和思想根源，实行惩前毖后、治病救人的方针，借以达到既要弄清思想又要团结同志这样两个目的。对于人的处理问题取慎重态度，既不含糊敷衍，又不损害同志，这是我们的党兴旺发达的标志之一。”他还反复强调：“要相信百分之九十以上的干部是好的和比较好的。犯了错误的人，大多数是可以改的”，“打击面要小，教育面要宽”。因此，延安整风“惩前毖后，治病救人”方针的重要体现就是“团结—批评—团结”的工作方法，即认真严肃地开展批评与自我批评，对犯错误的同志不着重追究个人责任，而着重分析其犯错误的环境和原因，以达到“既要弄清思想，又要团结同志”的目的。正是因为毛泽东提出“惩前毖后，治病救人”这一方针，从根本上结束了“左”倾机会主义的“残酷迫害，无情打击”的错误方针，为后来正常情况下的党内斗争指明了正确的路线。王岐山书记十八大以来多次讲话阐述了“把纪律和规矩挺在前沿”的思想，强调法纪分开、纪在法前，纪委不是党内的公检法，要把大量的精力放在抓早抓小、严肃纪律和规矩上。提出要坚持依规治党与以德治党相结合，弘扬中华民族优秀传统文化，以对乡规民约的挖掘来唤醒党员干部的廉耻敬畏之心。他还多次指出，干部出问题，组织也有责任，提出要完善制度，强化党组织的主体责任。这都是对如何通过“治病”来达到“救人”目的的深邃思考和具体实践。当前反腐败确当以治病救人为要。很多领导干部违纪违法都有一个越陷越深直至堕入深渊的过程，期间自己对问题不知觉悟，即使被人察觉也鲜有人提醒，就像染了病却不及时问诊、用药、治疗，终成恶疾。以治病救人的精神反腐败，就要对党员干部常做“体检”，有“病”则“治”。

“惩前”与“治病”的关系及其启示

“惩前”与“治病”都是方法。用不同的方法，目的都是为了取得好的效果。“惩”是为了形成震慑，以儆效尤；“治”是为了教育挽救，警钟长鸣。二者互为配合，综合发挥作用，形成正确引导。延安整风的主要方法，包括阅读党的文件，总结历史经验；充分发扬民主，开展批评与自我批评；加强领导，严肃纪律，防止发生无政府状态，等等。当前的党风廉政建设和反腐败斗争也必须多措并举，不能指望某一味“猛药”或“灵药”管所有问题。王岐山书记2015年9月到福建调研，明确提出要把握运用好监督执纪的“四种形态”，以严明的纪律推进全面从严治党，即党内关系要正常化，批评和自我批评要经常开展，让咬耳扯袖、红脸出汗成为常态；党纪轻处分和组织处理要成为大多数；对严重违纪的重处分、作出重大职务调整应当是少数；而严重违纪涉嫌违法立案审查的只能是极极少数。这一提法明确和丰富了监督执纪的手段，囊括了“惩前”与“治病”的深刻内涵。而且强调的是“要”，其意在于目标，因为全面从严治党永远在路上。“四种形态”的提出并非是要降低查办案件数量、放缓反腐节奏，更非会成为“一些问题官员被轻处理的借口”，而是把“全面从严管全党、治全党”突出出来，把反腐败不光要“惩”还要“治”的理念突出出来。

“毖后”与“救人”的关系及其启示

“毖后”与“救人”都是工作的目的。“毖后”是指防止问题的再度发生，使纪有遵循、法有底线；“救人”是指让犯错误的同志及时认识到错误，迷途知返，悬崖勒马，回到正确的轨道上来。“惩前”的目的不是为了“惩”人，而是为了“毖后”；“治病”的目的也不是为了“治”人，而是为了“救人”。延安整风运动坚决与错误思想作斗争，严肃整顿纪律涣散，增强了党的战斗力，但也曾出现对犯错误同志批评过火，甚至把一部分同志当成敌人来审查的“抢救失足者”运动从而导致大批冤假错案的情况，党中央发现问题后及时予以纠正。毛泽东在多次讲话中都主动承担了责任，指出：“抢救运动的基本错误是缺乏调查研究和缺乏分别对待两点。”现在中央提出一系列“惩前毖后，治病救人”方针启示下从严治党、开展党风廉政建设和反腐败斗争的指导原则和政策，既借鉴了延安整风运动好的经验，也注意汲取了其中出现的一些缺点和偏向带来的深刻教训。王岐山书记多次强调纪律审查要转变方式方法，不能对问题要么不处理，一处理就“算总帐”“两规”“移送司法”，对党的损害太大。要通过“红红脸、出出汗、咬耳朵、扯袖子”来严肃党内生活，抓早抓小、发现问题及时处理，防止小问题变成大问题。通过谈话主动交代问题、上交违纪款项的，处分时就要从轻考虑。这一系列要求的目的，就是为了更好地“毖后”和“救人”。

2016年1月12日，王岐山书记在中央纪委六次全会上强调：“监督执纪问责，必须坚持惩前毖后、治病救人的方针。”此前颁布的《中国共产党纪律处分条例》也再次明确党的纪律处分工作应当坚持“惩前毖后，治病救人”的原则。这进一步证明，十八大以来中央关于党风廉政建设和反腐败斗争的一系列指导思想和政策措施，都是与毛泽东同志在延安整风运动中提出的“惩前毖后，治病救人”方针一脉相承并在新形势新实践中不断发展的。这一方针对当前和今后最重要的启示，就是要通过采取符合实际、正确有效的反腐败政策，努力使党员干部从在违纪问题上“不敢”的状态，进一步提升发展到“不能”、“不想”的境界。（作者系陕西省纪委副书记）

编辑：弓济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