５年前，在部队工作了２１年的营级干部杨公计转业到咸阳市渭城区公安分局，先安排在缉毒队工作，后又升任戒毒所所长。由于他始终保持着军人的作风，工作雷厉风行，很受领导赏识。

　　２０００年３月，文林路派出所成立，杨公计调任文林所党支部书记，主持全所工作。新的任命使他有受宠若惊之感。然而，局里只任命职务，只给任务，不给经费。他面临着无一文经费、无办公场地、无交通工具等种种困难。他向局里申请拨款，局里答复很明确，允许他们办刑事案件，经费自行解决。杨公计把这一切看成局领导对他的信任和支持，决心在新的岗位上干出惊人的业绩，以报达领导的知遇之恩。

　　目标确定了，实现目标要钱，但钱从哪里来?有着５年公安工作经验的杨公计十分清楚权力的作用，派出所有着广泛的治安处罚权，局里又给予办理刑事案件的权力，这些都是敛财的有效手段。于是，他把目光盯到这些权力上，打起了办案创收的歪主意。

　　５月１９日，文林路派出所成立了治安组，杨公计向组长吴振国谈了他的政绩目标和打算。吴振国，为人精明，处事灵活。改革开放以后，曾违纪做生意，赚得近百万元的储蓄，但后来染上赌习，不仅把存款输光，反倒欠下外债。为此，单位让其待岗培训。５月１９日，刚培训结业的他，调入文林所，被杨公计委以治安组长重任，他感激涕零，对杨公计唯命是从。同时，他也急于利用工作之便增加收入，以补收不敷支的家用和偿还债务。所以他听了杨公计所述打算，表示全力配合。

　　５月２０日，治安组成立的第二天，杨公计接到举报，有烟民聚众吸毒。凭几年缉毒经验，他断定烟民背后必有贩毒者，随即和吴振国带人去抓捕。经过一场围追堵截，烟民李某被带回文林所。询问中，李某供述所吸毒品是毒贩权某和崔某供给的。治安组遂派人化装成烟民进行侦查，很快摸清权某、崔某的下落，分别将二毒贩抓获，并从权某身上搜出海洛因２包，重１.９克。权某交待海洛因是崔某通过其外甥媳妇李某卖给他的，计５０克，除了自己吸食外，还向烟民王某等人出售过。审查崔某，崔某承认上述贩毒事实。至此，全案共抓获贩毒分子４人，吸毒人员７人。案件事实清楚，证据确实充分，是一起重大毒品犯罪案件，应当按刑事诉讼法规定移交刑侦部门进入刑事诉讼程序，追究刑事责任。然而，此时的杨公计置国家法律于不顾，竟做出了对崔某、权某等人处以罚款交钱放人的违法决定。

　　崔某和权某被告知分别处以罚款２万元和３万元后，欣喜若狂，他们原本就没有打算再从这里走出去，没想到受到如此宽大处理。急于交款走人的他们，不停地向家人打电话，传口信，催促交钱换人。崔某家远在河南省，根本无法在几天内凑足２万元巨资，只好向家在咸阳的姐姐求救。可是，姐姐家境也不宽裕，一时也拿不出这么多钱。钱交不了，人不能走。崔某着急，而杨、吴二人更着急，一个劲地向崔某施加压力。经过１３天的催促，６月２日，崔某的姐夫拿来１万元，声言实在没钱了，如果不行，就把人逮了。杨公计只好让步，收了１万元，又让崔某的姐夫打了个欠２０００元的条据，把崔某领出了派出所。

　　家在咸阳的权某，家里人得知交钱放人的口信后，一方面加紧筹钱，又一方面四处托人说情。他们不相信贩卖几十克海洛因的大案，交上几万元就能放人，怕交了钱不放人，落得人财两空。说情者当面问清靠实了杨、吴二人，急忙告诉权某的母亲快交钱领人。权某的家人到文林所交了２万元罚款，他便走出派出所回到家。就这样，全案涉毒人员１１人，分别交了２万至１０００元不等的罚款了事。４万元现金流进了文林所的小钱柜，威严的刑法被当成商品出卖了。毒贩子一个个坦坦然然地从洞开的法网中走了出来。

（ 二 ）

　　首战取得辉煌战果的杨公计、吴振国像吃了兴奋剂似的异常兴奋。顿时飘飘然一发不可收拾。权力也跟着膨胀起来，在杨公计、吴振国的操纵和指挥下，文林所治安组把赚钱作为主要目的，只要能罚款，他们没有不敢办的案，没有不敢放的人。知内情的老百姓说，警察靠抓毒贩赚钱，这毒能禁得了?所内有的同志指责他们胡弄哩，迟早会出问题。这些批评和指责并没有让杨公计头脑稍许清醒，反而认为大家在和他过不去，更刺激了他非要在短期内筹足２０万元征地款的欲望。所内大多数同志对他的胡作非为不配合，他就雇用临时工上阵，致使抓毒罚款的闹剧愈演愈烈。

　　一天到晚，文林所犹如一个十分繁忙的交易市场，一个又一个毒贩和毒鬼被抓了进来，一拨又一拨说情者随之接踵而至，哭穷喊冤声此起彼伏。老百姓讽刺说：杨公计老板的生意真红火。

　　毒贩门某和姬某是一对夫妻，５月２１日双双被捉，为了等候交款，姬某被关了３天，其外甥女代交了３０００元罚款便获得了自由。姬某被放出后，又到处筹钱赎丈夫门某，最后交了４０００元将门某领回。

　　毒贩陈某被捉后，杨公计决定对其罚款，陈某提出用镏金佛抵押，杨公计亲自带人去陈家取镏金佛。到陈家后，陈家人反悔，又提出交罚款，杨当场决定罚１万元，双方经过讨价还价，最后陈家交了６０００元，将陈某领回。

（三）

　　 正当杨公计、吴振国率领治安组肆无忌惮地对贩毒、吸毒者胡乱罚款时，６月１２日，检察院来人把杨公计带走。经过审理，杨公计和吴振国在缉毒中乱罚款乱放人的问题逐一被查清。

　　在短短的２３天里，杨公计伙同吴振国等人，擅自将查获的１５名贩毒分子、５０名吸毒分子全部作罚款处理，未追究一个人的刑事责任，吸毒人员也无一人进行强制戒毒。共获得罚款１９万元，从中提取１７６６０元私分，其中吴振国分１万元，杨公计３０００元，该所内勤周某２８００元。７月４日，吴振国、杨公计先后被依法逮捕。２００１年１月８日，公诉机关又将涉嫌徇私舞弊、不移送案件罪起诉至人民法院。毒贩们一个个也被绳之以法。

　　杨公计、吴振国开始醒悟了，悔恨了，但为时晚矣。他们毁就毁在对法律的无知和淡漠上。

（四 ）

　　权力失去监督必然滋生腐败。平心而论，杨公计、吴振国渎职犯罪，除了他们自身的原因外，一个制约机制不健全的执法环境给他们提供了权力膨胀、无法无天的气候和条件。

　　文林所成立时，局里只让工作，不给钱，不解决实际困难，却盲目扩大他们的侦查权，让他们自行解决难以解决的经费问题，客观上对他们滥用职权、违法罚款的行为起了暗示和放纵作用。杨公计抓毒罚款最红火的日子里，局领导曾去检查过工作，对其存在的问题有所觉察，但没有制止，甚至还在杨、吴等人从罚没款中提取所谓奖金进行私分的单据上签了字。一些有识之士尖锐地指出，杨公计之所以权力膨胀，无法无天，制度和机制的缺陷是根本原因，如果不从制度上斩断权力和金钱的联系，不从机制上加强对权力的制约和监督，不加强对干警的政治、业务能力的培养，还会出现第二个第三个杨公计、吴振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