延安时期，中国共产党逐步摆脱了自第五次反“围剿”失败后所面临的军事上的险境、政治上的窘境、思想上的困境和组织上的危境，一步步由强大代替了弱小，由成熟代替了幼稚，由清醒代替了迷茫，由坚定代替了摇摆，由团结代替了分歧，由主动代替了被动，由胜利代替了失利，从方方面面积聚着正能量，时时处处释放着正能量。正是这一系列智能高超、功能丰富、动能巨大、潜能厚重、机能协调的正能量，使中国共产党在完成国家独立、民族解放、人民幸福、社会进步之庄严使命的过程中，在开辟中国道路、升华中国精神、聚合中国力量、实现中国梦想之伟大斗争的征程上，可谓如鱼得水，如虎添翼，如汤沃雪，如日中天，坚持和发展了正确的理论，开辟和推进了正义的事业，培育和形成了正派的作风，培养和选拔了正直的干部，在人民心目中树起了一座永远的丰碑，在历史宝库里留下了一笔永恒的财富。
一、延安时期，中国共产党能够正本清源，坚持和发展了马列主义的正确理论
延安时期中国共产党的正能量，仰仗于其牢固的思想根基。
进入延安时期之后，中国共产党面对千变万化的复杂情况,遇到千差万别的突出矛盾，肩负千头万绪的艰巨任务，并没有再重蹈覆辙来机械地简单地从经典作家们的书本里、共产国际的决议内和苏联革命的经验中寻找现成的答案，而是千方百计把马克思列宁主义的基本原理与客观实际相结合,使得主观能动性的发挥与对客观事物规律性的认识达到了真正的统一，进一步开辟了坚持真理、认识真理、运用真理和发展真理的广阔道路。
1937年7月，毛泽东在《实践论》中指出：“马克思列宁主义并没有结束真理，而是在实践中不断地开辟认识真理的道路。我们的结论是主观和客观、理论和实践、知和行的具体的历史的统一，反对一切离开历史的‘左’的或右的错误思想。”（《毛泽东选集》第2版第1卷第296页）那么，怎样才能做到“主观和客观、理论和实践、知和行的具体的历史的统一”呢？怎样才能“反对一切离开历史的‘左’的或右的错误思想”呢？那就是要正本清源，就是要痛定思痛，就是要回顾自己已经走过的弯路、付出的代价和交了的“学费”，就是要进行全方位、深层次、经常化的理性思考、理论探索和理论创新。
在党的六届六中全会上，毛泽东曾经说过：“指导一个伟大的革命运动的政党，如果没有革命理论，没有历史知识，没有对于实际运动的深刻的了解，要取得胜利是不可能的。”（《毛泽东选集》第2版第2卷第533页）那么，如何才能具有革命理论? 决不能照猫画虎、囫囵吞枣；如何才能具有历史知识?决不能虚无历史、忘记过去；如何才能具有对于实际运动的深刻的了解?决不能闭目塞听、主观臆断。1940年1月，毛泽东在《新民主主义论》中强调：“惟有科学的态度和负责的精神，能够引导我们民族到解放之路。”（《毛泽东选集》第2版第2卷第623页）从中我们不难悟出，解放思想、实事求是、与时俱进、求真务实、不尚空谈的态度，就是最科学的态度；解放思想、实事求是、与时俱进、求真务实、不尚空谈的精神，就是最负责的精神。只有解放思想、实事求是、与时俱进、求真务实、不尚空谈的科学态度和负责精神，才能引导我们走上国家独立、民族解放、社会进步、人民幸福的追梦之路和圆梦之途。
改变思想路线、改善思维方式、改进思想作风，是巩固思想根基的基础性工作。首先就得“系统地而不是零碎地、实际地而不是空洞地”学习马列主义的正确理论。如果把1941年4月7日,张闻天在《提高干部学习的质量——五五学习节》一文中，针对学习中存在的那些“一知半解、道听途说的‘空头马列主义者’”和那些“始终只能是在马列主义的大门外东张西望的流浪儿”现象，尖锐地指出:“我们不能不承认，我们干部中各种具体知识的缺乏，是使党在克服教条主义、公式主义中发生困难，是使党的策略不会被灵活运用，是使党的原则指示不会被具体化的很重要的主观原因之一”（《张闻天文集》第3卷第147页）的问题，与42天后，毛泽东在《改造我们的学习》中非常深刻的论述即“要使马克思列宁主义理论和中国革命的实际运动结合起来，是为着解决中国革命的理论问题和策略问题而去从它找立场，找观点，找方法的。这种态度，就是有的放矢的态度。‘的’就是中国革命，‘矢’就是马克思列宁主义。我们中国共产党人所以要找这根‘矢’，就是为了要射中国革命和东方革命这个‘的’的。这种态度，就是实事求是的态度。‘实事’就是客观存在着的一切事物，‘是’就是客观事物的内部联系，即规律性，‘求’就是我们去研究。我们要从国内外、省内外、县内外、区内外的实际情况出发，从中引出其固有的而不是臆造的规律性，即找出周围事变的内部联系，作为我们行动的向导”（《毛泽东选集》第2版第3卷第801页）联系起来看，这不仅是一种个人见解的偶然呼应，而且是一种全党共识的必然反映。
我们先拿1938年10月，在党的六届六中全会上，毛泽东所强调的：“马克思、恩格斯、列宁、斯大林的理论，是‘放之四海而皆准’的理论。不应当把他们的理论当作教条看待，而应当看作行动的指南。不应当只是学习马克思列宁主义的词句，而应当把它当成革命的科学来学习。”（《毛泽东选集》第2版第1卷第533页）和“离开中国特点来谈马克思主义，只是抽象的空洞的马克思主义。”（《毛泽东选集》第2版第2卷第534页）这两段精彩绝妙的论述来说；我们再拿1939年5月30日，陈云在《怎样做一个共产党员》中指出的“我们的学习是学习马克思列宁主义的精神，学习他们观察问题的立场、观点和方法，而不是背诵教条”（《陈云文选》第1卷第143页）的正确观点来说，其精神实质都是完全一致、并行不悖的。都是在反复强调人们不要忘记了“最重要最重要的话”，即“我们的同志必须明白，我们学马克思列宁主义不是为着好看，也不是因为它有什么神秘，只是因为它是领导无产阶级革命事业走向胜利的科学……马克思、恩格斯、列宁、斯大林曾经反复地讲，我们的学说不是教条而是行动的指南。”（《毛泽东选集》第2版第3卷第820页）
无论是从1945年4月在党的七大上的口头政治报告中毛泽东的“我们历史上的马克思主义有很多种，有香的马克思主义，有臭的马克思主义，有活的马克思主义，有死的马克思主义，把这些马克思主义堆在一起就多得很。我们所要的是香的马克思主义，不是臭的马克思主义；是活的马克思主义，不是死的马克思主义”（《毛泽东文集》第3卷第331—332页）振聋发聩的论述中，还是从44年之后的1989年5月，邓小平在会见苏共中央总书记戈尔巴乔夫时说过的“中国伟大的马克思列宁主义者毛泽东，并不是在马克思、列宁的书本里寻求在落后的中国夺取新民主主义革命胜利的途径”（《邓小平文选》第3卷第292页）的掷地有声的话语中，我们是能够充分地感觉到延安时期中国共产党正本清源、防“左”反右、惩前毖后，在坚持和发展马列主义正确理论方面所具有的光前裕后的正能量的。
二、延安时期，中国共产党能够凝心聚力，开辟和推进了正义的事业
延安时期中国共产党的正能量，得益于其远大的政治抱负。
中国共产党在延安时期施展其远大政治抱负的过程，与领导、团结、动员和组织正义的革命力量来开辟和推进正义的革命事业进程相一致，与卓有成效、始终如一讲政治的党性原则相统一。
中国共产党是一个担负着特殊政治使命、为了实现特定政治目标、由特别政治纪律所约束的政治组织。从创立时起，这个政治组织就被赋予了义不容辞的神圣职责，即不但要勤于而且要善于从政治上观察问题、分析问题和解决问题。
延安时期，是由中国共产党在中国政治历史舞台上担当影响和决定中华民族生死存亡前途命运主要角色并且演出了一幕幕扣人心弦、撼人心魄、正气凛然、正直无邪的政治历史大戏的重要时期。
经历过各种各样风险和形形色色挫折的中国共产党，在遵义会议实现重大历史转折之后，在中日民族矛盾与国内阶级矛盾尖锐程度及其影响作用不断发生变化的客观背景下，终于在延安时期真正走出了弱小、幼稚、摇摆、迷茫、分歧、被动、失利的阴影，开始独立自主地观察政治形势、分析社会矛盾、抉择斗争方案、确定前进方向了。
延安时期，中国共产党总是把坚定正确的政治方向放在首位，当成统帅，作为灵魂。通过这一时期中国共产党坚定正确的政治方向，我们既能够观察得到、掂量得出中国共产党人当时所具有的那种强烈的政治意识、清醒的政治头脑、远大的政治抱负、宽广的政治胸襟和独特的政治视角；又能够体会得了、把握得住，中国共产党人当时所具有的极高的政治鉴别力和极强的政治敏锐性。客观地说，延安时期，中国共产党在开辟和推进正义事业的过程中，其远大的政治抱负，是通过其坚定正确的政治策略来运筹的，是通过其坚定正确的政治纲领来指引的，是通过其坚定正确的政治口号来展示的，是通过其坚定正确的政治路线来规范的。
中国共产党在延安时期最响亮的政治口号，莫过于 “三个坚持、三个反对”了。在抗日战争时期，这“三个坚持、三个反对”就是“坚持抗战，反对投降；坚持团结，反对分裂；坚持进步，反对倒退。”在抗日战争结束以后，则发展为“坚持和平，反对内战；坚持民主，反对独裁；坚持团结，反对分裂。”1941年3月，周恩来在重庆向抗敌演剧队负责人曾经提出：不演反共戏，不唱反共歌，不绘反共画，不写反共文章。并明确指示要“保存团体，相机工作，坚持抗战，反对投降，坚持团结，反对分裂，坚持进步，反对倒退。”（《周恩来年谱》1898—1949（修订本）第510页）在这里，我们看得很清楚，坚持什么，实质上就是坚持开辟和推进正义的事业；反对什么，实质上就是坚持抵抗和消灭非正义的势力。1936年12月，毛泽东在说到要消灭战争这个人类互相残杀的怪物时，所强调的“人类正义战争的旗帜是拯救人类的旗帜，中国正义战争的旗帜是拯救中国的旗帜”（《毛泽东选集》第2版第1卷第174页），也是这个意思。
正义事业的开辟和推进，需要团结一切可以团结的正义力量，需要调动一切可以调动的积极因素。1938年5月，毛泽东在《论持久战》中批驳“唯武器论”时指出：“武器是战争的重要因素，但不是决定的因素，决定的因素是人不是物。力量对比不但是军力和经济力的对比，而且是人力和人心的对比。军力和经济力是要人去掌握的。”（《毛泽东选集》第2版2卷第469页）与此同时，毛泽东还强调“战争的伟力之最深厚的根源，存在于民众之中。”（《毛泽东选集》第2版2卷第511页）
延安时期，中国共产党开辟和推进正义事业的过程，就是坚持和拓展 “农村包围城市，武装夺取政权”正确革命道路的过程。坚持这条革命道路，既需要有高度的政治觉悟，又需要有深厚的理论积淀；拓展这条道路，既需要有独特的战略眼光，又需要有牢固的群众观念。无论是毛泽东在《论联合政府》一文中所阐释的“人民，只有人民，才识创造世界历史的动力”（《毛泽东选集》第2版第3卷第1031页）的深刻道理，还是1946年8月6日，毛泽东在接受斯特朗采访时所提出的“一切反动派都是纸老虎”的著名论断，都无须再做任何的注解。
延安时期，无论是在“瓦窑堡会议”通过的政治决议条文里，还是“西安事变”爆发后积极调停斡旋的行动中；无论是在“七七事变”爆发后慷慨激昂的呼吁里，还是在“洛川会议”通过的《抗日救国十大纲领》明确的要求中；无论是在“百团大战”的浴血奋战里，还是在“皖南事变”发生后的激愤呐喊中；无论是在“重庆谈判”时艰巨复杂的斗争里，还是在“转战陕北”惊心动魄的过程中，我们无不感受到中国共产党在抗日救国、推翻三座大山的革命进程中，凝心聚力，齐心协力，尽心竭力，在开辟和推进正义事业方面所具有的顶天立地的正能量的。
三、延安时期，中国共产党能够扶正祛邪，培育和形成了正派的作风
延安时期中国共产党的正能量，取决于其独特的价值取向。
延安作风，几乎是延安时期与延安精神的同义语和代名词。延安时期，在总结宝贵经验、记取深刻教训的基础上，中国共产党力主救偏补弊，力主治病救人，力主扬长避短，力主防微杜渐，力主推陈出新，使独特的价值取向与独有的文化传统相融合，精心培育和全面形成了一系列正派的作风。这种正派的作风，具有了地地道道中国风格和中国气派，集中了中国共产党的各种优点，发挥了中国共产党的全部优势。这种正派的作风，包括了理论联系实际的作风、密切联系群众的作风、批评与自我批评的作风、谦虚谨慎不骄不躁的作风和艰苦奋斗的作风。
理论联系实际的正派作风的培育和形成，与坚持和发展正确的理论相关联。1937年9月，毛泽东在《矛盾论》中针对教条主义的问题特别强调：“我们的教条主义者是懒汉，他们拒绝对于具体事物做任何艰苦的研究工作，他们把一般真理看成是凭空出现的东西，把它变成为人们所不能够捉摸的纯粹抽象的公式，完全否认了并且颠倒了这个人类认识真理的正常秩序。”（《毛泽东选集》第2版第1卷第310页）1942年2月，毛泽东又强调“对于马克思主义的理论，要能够精通它、应用它，精通的目的全在于应用。如果你能应用马克思列宁主义的观点，说明一个两个实际问题，那就要受到称赞，就算有了几分成绩。被你说明的东西越多，越普遍，越深刻，你的成绩就越大。”（《毛泽东选集》第2版第3卷第815页）不久，毛泽东在《关于整顿三风》一文中再次强调：“国民党也利用我们反对主观主义、宗派主义、党八股来骂我们，在报上写文章骂我们。但我们还要继续反下去，当然我们所反对的主观主义等与他们所骂的完全不同。我们首先要使在座的同志，还要经过在座的同志使延安所有的干部都懂得，我们现在做的是一件有很大意义的事情，是做一件有全国性意义的工作，做一件建设党的事，使我们党的工作更完善更健全。”（《毛泽东文集》第3卷第815页）1944年7月，彭真在中央党校整风大会上的总结报告中指出：“整顿三风，本质上就是无产阶级思想与非无产阶级思想的斗争，其基本方法就是学习马列主义，总结经验教训，开展批评与自我批评，从团结的愿望出发，经过批评与自我批评，在统一认识的基础上达到新的团结。”（《彭真选集》第74—75页）
密切联系群众的正派作风的培育和形成，与代表和实现正当的利益相渗透。延安时期，在中国共产党人的心坎里，群众的利益真正无小事。一方面是明确承诺，另一方面在自觉践诺。1943年7月2日，毛泽东在《中共中央为抗战六周年纪念宣言》中指出：“共产党员是一种特别的人，他们完全不谋私利，而只为民族与人民求福利。他们生根于人民之中，他们是人民的儿子，又是人民的教师，他们每时每刻地总是警戒着不要脱离群众，他们不论遇着何事，总是以群众的利益为考虑问题的出发点，因此他们就能获得广大人民群众的衷心拥护，这就是他们的事业必然获得胜利的根据。”（《毛泽东文集》第3卷第47页）1944年11月5日，时任中共绥德地委书记的习仲勋，在延安《解放日报》上发表了他在陕甘宁边区绥德分区司法工作会议上发表题为《贯彻司法工作的正确方向》的讲话，谈及“把屁股端端地坐在老百姓这一方面”问题时，明确指出“司法工作是人民政权中的一项重要建设，和其他行政工作一样，是替老百姓服务的。这样，就要一心一意老老实实把屁股放在老百姓这一方面，坐得端端的。”（《习仲勋文选》第9页）
批评与自我批评的正派作风的培育和形成，与开辟和推进正义的事业相促进。延安时期，中国共产党开展的批评与自我批评，具有真诚、友善、坦荡、高效的特征，没有遮遮掩掩、云里雾里的敷衍塞责，没有言不由衷、赞不绝口的趋炎附势。1941年6月3日下午，延安下起了雷阵雨。突然一个炸雷响过，把正在参加陕甘宁边区各县县长联席会议的延川县代县长、四科科长李彩云当场雷电击打身亡。有人说出了“老天爷不长眼，雷公为什么不劈了毛泽东”的出格话。毛泽东通过调查研究后弄清了老百姓负担太重的原委。实际上，正是那句刺耳的骂声，才提醒了毛泽东，才警醒了中国共产党，才骂醒了陕甘宁边区政府。如果当时的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人和民主政府，没有虚怀若谷的胸襟，没有从谏如流的气度，是不会从这句骂声中听出弦外之音的，是不会从这件事情中得到意外收获的。正因为如此，1944年9月8日，毛泽东才会在悼念张思德时说出“因为我们是为人民服务的，所以，我们如果有缺点，就不怕别人批评指出。不管是什么人，谁向我们指出都行。只要你说得对，我们就改正。你说的办法对人民有好处，我们就照你的办”（《毛泽东选集》第2版第3卷第1004页）的肺腑之言的。
谦虚谨慎不骄不躁的正派作风的培育和形成，与保持和调适正常的心态相吻合。延安时期，中国共产党逐步化解了党的队伍里妄自尊大、忘乎所以的不良情绪，及时疏导了革命阵营内心浮气躁、好大喜功的消极心理，切实改变了统一战线中急功近利、急于求成的错误主张。1944年，毛泽东在《学习和时局》中讲到“有些同志高高在上，脱离群众，屡犯错误”的问题时，结合我党历史上曾经出现过的几次大的骄傲所带来严重后果“叫同志们引为鉴戒，不要重犯胜利时骄傲的错误”（《毛泽东选集》第2版第3卷第948页），指的就是这样的客观情形。
艰苦奋斗的正派作风的培育和形成，与正面形象的树立和维护相渗透。延安时期，中国共产党的正面形象，是具体的生动的真实的，是有目共睹、有口皆碑的。在至今仍然传唱不衰的红色经典歌曲中，无论是脍炙人口的 “解放区的天，是明朗的天，解放区的人民好喜欢。民主政府爱人民，共产党的恩情说不完”所反映的生动景象，还是荡气回肠的 “东方红,太阳升,中国出了个毛泽东。他为人民谋幸福，他是人民的大救星……共产党，像太阳，照到哪里哪里亮。哪里有了共产党，哪里人民得解放”所表达的质朴感情，都是人民群众被中国共产党在延安时期为了人类社会的正义进步，为了中华民族的独立解放，为了人民大众的幸福安康，在艰难的岁月里，在艰辛的环境中，在艰苦的奋斗中，所展示出来的崇高精神和伟大情怀所感染，所折服。
从上述一系列的文字中，我们很容易体会到延安时期中国共产党正身率下，正己守道，正视绳行，在培育和形成正派作风方面所具有的超凡脱俗的正能量的。
四、延安时期，中国共产党能够知人善任，培养和选拔了正直的干部
延安时期中国共产党的正能量，依赖于其可靠的组织保障。
经过延安整风运动刻骨铭心、脱胎换骨的重大洗礼，中国共产党彻底肃清了宗派主义的“毒素”，完全窒息了山头主义的“病菌”，让任人唯亲、结党营私的坏习气失去了滋生蔓延的温床，使任人唯贤、知人善任的新风尚获得了生存发展的空间。
中国共产党人在波澜壮阔的革命实践中深切的感受到，坚持和发展正确的理论，开辟和推进正义的事业，培育和形成正派的作风，一刻也离不开培养和选拔正直的干部。这种正直干部的培养和选拔，决不是突击遴选几个精英分子、偶然发现几位杰出人才，而是要建设一支支德才兼备的干部队伍，培植一批批品学兼优的骨干力量。
“政治路线确定之后，干部就是决定的因素。”（《毛泽东选集》第2版第2卷第526页）毛泽东的这个著名论断几乎家喻户晓，因为对于肩负着纷繁复杂历史重任的中国共产党来说，“没有多数才德兼备的领导干部，是不能完成其历史任务的。”（《毛泽东选集》第2版第2卷第526页）因而，把“有计划地培养大批的新干部，就是我们的战斗任务”（《毛泽东选集》第2版第5卷第526页）的问题摆在了重要的位置上。
延安时期，陈云在培养和选拔正直的干部工作方面呕心沥血，殚精竭虑，有着独特的贡献和久远的影响。1940年11月，陈云曾经强调：“干部在党的组织中占重要地位。党看重干部的作用，认为没有坚强的干部队伍，我们党的事业就不能发展，就不能取得革命胜利。因此，干部对于党的事业负有重大的责任，应该成为一般党员和群众的模范。”（《陈云文选》第1卷第211页）
为了培养和选拔大批正直的干部，中国共产党在延安时期不仅及时作出了一系列加强干部教育的决定，而且还积极创办了一系列干部教育的学校。从办学方针的制定，到课程内容的设定，从培训对象的确定，到授课人员的选定，都是那么的一丝不苟，都是那么的精益求精。1937年11月1日，毛泽东在《目前的时局和方针》一文中指出：“我们要造就大批的民族革命干部，他们是有革命理论的，他们是富于牺牲精神的，他们是革命的先锋队。只有依靠成千成万的好干部，革命的方针与办法才能执行，全面的全民族的革命战争才能出现于中国，才能最后战胜敌人。”（《毛泽东文集》第2卷第63——64页）1938年4月9日，毛泽东在抗大说起“在抗大应当学什么”的话题时指出:“可以学一样东西，一样很重要的东西，就是学一个宗旨，这个宗旨也就是全国的全中华民族的宗旨——抗日救国。”（《毛泽东文集》第2卷第116页）“首先是学一个政治方向。政治方向可以有许多不同的方向，你们要学一个正确的政治方向，这就是要打日本、怎样打日本、为什么日本帝国主义一定能打倒的正确的政治方向。”（《毛泽东文集》第2卷第116页）
由此看来，我们能够完全触摸到延安时期中国共产党人见贤思齐、选贤任能、知人善任，在培养和选拔正直干部方面所具有的高瞻远瞩的正能量。
总而言之，延安时期，中国共产党真正坚持和发展了正确的理论，开辟和推进了正义的事业，培育和形成了正派的作风，培养和选拔了正直的干部，完全彰显了共产党人“太阳”、“救星”的好形象，真正蕴含了立党为公的正能量。正因为有了这一系列的正能量，才有了正本清源的胆量、革故鼎新的气量、选贤任能的雅量、扶正祛邪的力量和拒腐防变的质量，才有了立党之本、爱党之情、忧党之心、为党之志和兴党之要。
延安时期中国共产党的正能量，令人赞叹，发人深省，催人奋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