石家庄市灵寿县北广化村农民张三英、卢二山的承包地相邻，以一条自然水沟和一个深石坑为界。后来分界线越来越不明显，两家发生了纠纷并起诉到法院，但法院因取不到有力证据而不能判决。乡人民调解委员会经实地丈量，发现两家现耕地面积均超过土地承包书上的面积，就采取从双方两侧向中间丈量的方法划出新地界，使这桩法院因证据缺失而无法解决的案子画上了圆满的句号。
像上述由民调员出面及时解决民间纠纷的故事，在石家庄城乡可说俯拾皆是。正是由于活跃在基层的12万名民调员的辛勤工作，全市民调组织近两年共劝解越级上访事件8000多起，还有大量民间纠纷在地头、炕头、口头得到化解；2003年与上年相比，多种案件发生率明显下降。河北省政法委副书记、石家庄市委副书记李遵英感慨地说：“民调工作把大量社会矛盾和纠纷解决在萌芽状态，大大减少了信访量、诉讼量和可能发生的违法犯罪，对全市社会稳定功不可没啊！”
血的教训呼唤重树人民调解大旗
让时间回到3年前的2001年3月16日。这是个让石家庄人刻骨铭心的日子：一个名叫靳如超的中年人，由于家庭房屋纠纷、婚姻矛盾等原因，竟制造了特大爆炸案，给人民的生命财产造成了巨大损失。
据统计，上世纪八十年代初，石家庄民调组织调解案件数与同期法院一审民事案件数的比例是17：1；然而到了2000年，这个比例却悄然发生了不小的变化，成了1.6：1；在市县两级接待的来信来访中，本应在基层解决的矛盾纠纷占到了85%；发生的暴力型犯罪案件中，40%由民间纠纷激化所造成。一系列反思让人们看到：审判这一维护社会公平和正义的最后手段，反而成了治理纠纷的第一道防线；党委、政府主要领导本应以主要精力抓经济、谋发展，却被迫站到了处理社会矛盾的最前沿。面对众多社会矛盾，如何创造和谐稳定的社会环境？有些基层干部感到迷茫：旧法儿过时了，新法儿找不到。
这年6月上任的河北省委常委、石家庄市委书记吴振华，在调研中发现这样两个典型：一是平山县东回舍这个6000人大村，村有调委会，各村民小组有民调员，民调员日夜生活在群众身边，办事公道，在村里威望很高，连续12年来，民事纠纷没出过村。二是正定县城关镇民主街民调会主任高瑞奎， 20多年来化解了大量矛盾纠纷，使全村没有发生一起刑事案件。
新中国成立后，人民调解制度在融洽人际关系、维系社会稳定中发挥了重要而独特的作用，被国际上誉为“东方之花”。“应该让民调这一中国优良传统做法，在创造和谐稳定社会环境中发挥第一道防线作用。”吴振华与市委一班人认为，目前虽已进入市场经济，但“基础不牢，地动山摇”，仍然必须把维护稳定的重心转移到基层基础工作和预测预防上来。这年10月，石家庄市委、市政府部署加强社会治安综合治理基层基础工作，全市很快出现了夯实基层基础、筑牢维护稳定第一道防线的新局面。
用“好吃不贵”的办法排解新时期矛盾
正确的方针须有制度和措施来保证，才能落到实处。为了筑起民调这一创造和谐稳定社会环境的“第一道防线”，主管这一工作的石家庄司法系统为民调员颁发证书，实行持证上岗；建立民调员培训业校，经培训目前85%的村级民调会有了一名粗懂法律的“土律师”和能写规范化调解协议的“书记员”；石家庄市近两年先后投入1000多万元，在村、居委会普遍设立调解室，在乡镇、街道普遍设立调解庭，实行“庭式”规范化调解，在调解庭、调解室既庄严又和谐的气氛中，大大提高了民调的公信力。
近年来，随着改革开放的深入和利益格局的调整，社会矛盾纠纷发生了新变化，传统的民调已不能适应新形势的需要。如何焕发它“第一道防线”的作用？石家庄市近两年从实际出发，对民调工作进行了一系列改革与创新。
--扩大民调领域，由原来的单纯调处公民生活纠纷，转变到围绕“服务经济建设、构建平安省会”的总体目标服务，形成大调解的格局。近几年，打工者讨要工资是个热点问题，但传统上似乎不属于民调工作范围。石家庄市法律援助中心主任季会兴告诉记者，2002年底，该市司法系统在为打工者提供法律援助中发现，许多用工协议不规范、不完善，如走诉讼程序，对打工者不利。为此，他们积极组织民调员以调解的方式解决，在两个月内就为打工者讨回工钱120多万元，较好地维护了打工者权益。
“哪里有矛盾纠纷，人民调解工作就延伸到哪里。”2003年，石家庄市共成功调处各类民间纠纷6万多件，其中各种经济纠纷4万多件，涉及标的7.5亿元；群众与村委会、县乡政府的纠纷1万多件，跨界纠纷1200多件。
--转移民调重心，由原来的单纯事后被动调解，转变为预测预防在前的主动调解，建立矛盾纠纷排查、调处机制。桥东区委书记曹社会告诉记者，该区近几年进行了大规模“城中村”改造，涉及8000多户、30多个部门，矛盾纠纷不仅牵涉到政府与拆迁户、开发商与拆迁户，还涉及“伙墙、伙道、伙门楼”等邻里纠纷，以及家庭内部的老人与孩子、兄弟姐妹间的纠纷。这些大量的群众工作，靠“公安派出所保驾护航”不行，靠“四大班子靠前指挥”也难以奏效。于是，他们充分发挥基层调解组织作用，广大民调员把工作做到群众家里，真正做到和风细雨、苦口婆心，化解了各种矛盾纠纷，使政府、开发商、群众三满意。
许多被采访者说，民调已成为群众解疑释惑的“开心锁”、干群关系的“连心桥”、维护稳定的“减震器”，夯实了基层民主法制建设的基础。
--注重民调效力，由原来的单纯说和式调解，转变到依法、以德调解，实现调解与诉讼相衔接。记者在平山县平山镇采访时，正好遇到镇调委会正在调解一起村民与村委会工伤赔偿纠纷。该镇司法所长齐三旦告诉记者，现在群众的法律意识普遍有了提高，不再满足于过去规劝型、威望型、面子型、“君子协定”型的“和稀泥”式调解，遇到纠纷往往要从法律的角度讨个说法、问个明白，盼望“法言法语”式的调解；不再满足于“田间地头炕头口头”式随意性较大的调解，盼望到“正式场合理论理论”。石家庄市先后建立了法庭定期培训民调员、民调员担任人民陪审员、重大疑难案件与法庭事先沟通等多项制度，以提高民调员依法调解的能力。
--完善民调组织，由原来的单一村（居）级调解组织，发展到乡、村、组三级和行业性、跨区域的多层次、多形式调解组织。石家庄市在健全村一级调委会和村民小组、楼院调解员的基础上，普遍建立起乡镇与社区调委会，目前，全市拥有各类调解组织6000多个，乡村两级调解员两万多名，做到了“哪里有群众，哪里就有民调员；哪里有矛盾，哪里就有调解组织”。
记者在辛集、正定、平山等县（市）采访时了解到，过去，石家庄市多是由有威望的老同志从事调解工作；而近两年，一些热心调解工作、有专业知识、办事公道的离退休干部、老公安、老法官、律师和其它志愿者受聘参加调解组织，改善了调解员队伍的知识与年龄结构。市司法局基层处长曹藏虎提供的数据表明，全市调解员队伍2003年底平均年龄比2000年下降了5岁，高中以上文化程度者达到38%以上；实行了调解员等级评定制度，全市共评出3800名首席调解员。各县（市）区普遍建立起调解员培训业校,采取以会代训、组织优秀调解员巡回报告等多种形式，加强培训，提高素质。
“东方之花”在市场经济下仍可争奇斗艳
“民调开的是中药方，吃的是保健药，既除根，又没有副作用。”“民调说的理儿与法院一样，但不花钱，不伤和气。”“民调不误工，不管饭，团结起来向前看！”……这是记者近日在石家庄城乡采访人民调解工作时听到的赞语。人们不禁要问：被西方有识之士誉为“东方之花”的中国民调工作，如今在市场经济的新形势下仍能发挥很大作用，这是什么原因？记者通过调查感到，它具有以下四个方面的优势：
首先是便民性。河北省司法厅厅长张春富认为，人民调解组织遍布城乡，老百姓之间发生了纠纷，很快有人管。调解范围除了刑事案件外，只要当事人愿意采取调解方式解决的，都可以用这种方式，民调不仅能治“头疼脑热”，还可以治“疑难杂症”。调解方式灵活，没有时效、管辖等限制，程序简明。"民调不仅便民，而且对各级党政领导也很有好处。"
其次是主动性。石家庄市中级人民法院副院长王越飞向记者谈到，诉讼遵循不告不理原则，而民调则可以采取预测预防、主动介入等方式，减少纠纷，防止激化，把矛盾纠纷解决在萌芽状态。石家庄市司法局局长张双全说，现在社会矛盾纠纷大量增加，如果都挤到信访和诉讼上，势必使法院陷入疲于办案的恶性循环，党政领导陷入矛盾纠纷的漩涡中，做大做强人民调解，使之成为群众解决纠纷的“第一选择”，党委、政府解决社会矛盾的“第一方式”，实在是明智之举、治本之策。
第三是亲和性。王越飞告诉记者，有些民间纠纷“气死公安、难死法院”，如果走诉讼程序，只能根据举证责任、法律推定等技术性规则做出判断，这种“法律事实”的裁定，往往只能解决法律上的争议，并不能使人心悦诚服，消除深层次的矛盾。而民调依法、以德调解，注重“向前看”，往往能起到化干戈为玉帛的社会效果。记者在石家庄一些基层调解庭、调解室里看到，墙上都悬挂着“握手言和”、“依法调解和为贵”的标牌，以及许多通俗易懂的宣传牌，上面写道：“有了纠纷求调解，化去干戈为玉帛，冤家宜解不宜结，能够容人是美德”。
第四是低耗性。张攀、郭树军等几位担任调解志愿者的律师向记者谈到，上访东奔西走，耗费大量的时间和精力；诉讼法律技术性强，要请律师、找代理、交诉讼费，当事人往往被这种“讼累”搞得精疲力竭，在经济上往往是“为个虱子烧个袄”。而民调组织不收取任何费用，在家门口就可以解决问题，能收到事半功倍的效果。同时，民调“第一道防线”的作用得到充分发挥，可以大大减轻法院维护社会公正“最后一道防线”的诉讼压力，集中精力办大案。
省纪委资料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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