4月19日，中央全面深化改革委员会第二十五次会议审议通过《关于加强数字政府建设的指导意见》。习近平总书记在主持会议时强调，要全面贯彻网络强国战略，把数字技术广泛应用于政府管理服务，推动政府数字化、智能化运行，为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提供有力支撑。

什么是数字政府？加强数字政府建设为何刻不容缓？如何增强数字政府效能？记者采访了北京大学政府管理学院副院长、公共政策系教授黄璜，清华大学社会科学学院副院长、政治学系长聘副教授孟天广。

数字化不仅改变世界，而且正在重新定义世界，数字政府就是这场“再定义”中的重要一环

记者：什么是数字政府？与电子政务有何区别？

黄璜：所谓数字政府，从理论上讲，就是秉持“以人民为中心”的理念，通过运用数字技术和发挥数据价值，实现政务机构业务与组织的连接、赋能、协同与重构，从而提升对市场、社会以及自身的治理能力。

从人类历史发展大潮看，以数字技术为代表的第四次工业革命，正在迅速改变政府、市场、社会的基本运行逻辑，从而对政府组织形态、职能边界、治理能力及治理技术等产生深远影响。当前，数字政府转型已成全球浪潮，其发展速度之快、遍及国家之广、涉及领域之多，在人类社会治理转型的历史上都值得瞩目。

自20世纪90年代中后期起，我国电子政务历经了信息发布、单向服务、双向互动、网上事务处理等阶段。与电子政务相比，数字政府在核心目标上立足于推进治理现代化，在顶层设计上依循数据范式，在政策上将“对数据的治理”纳入议题范围，在业务架构上日益趋向于平台化模式，在技术基础上正在向智能化升级。

孟天广：数字政府是数字中国战略的重要组成部分。在致2021年世界互联网大会乌镇峰会的贺信中，习近平总书记强调要“增强数字政府效能”。党的十九届五中全会提出，要加强数字社会、数字政府建设，提升公共服务、社会治理等数字化智能化水平。“十四五”规划和2035年远景目标纲要提出，要“提高数字政府建设水平”，将数字技术广泛应用于政府管理服务，推动政府治理流程再造和模式优化，不断提高决策科学性和服务效率。

数字政府建设作为新时代全面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的必然要求，是深入贯彻落实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建设网络强国、数字中国、智慧社会等的重要抓手，更是我国基本实现现代化和建成富强民主文明和谐美丽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的迫切需要和战略选择。浙江省“最多跑一次”、广东省“数字政府”改革、贵州省“五全政务服务”等创新经验，电子驾照、电子社保、电子病历、区块链发票、刷脸就医、先看病后付费、24小时在线数字公务员等创新应用，不仅缩短了群众办事时间，提高了政府行政效率，而且提高了人民群众的满意度——这些皆是在数据融通、决策扁平化等政府数字化转型基础上实现的。

记者：当前，加强数字政府建设为何刻不容缓？

黄璜：在人类历史上，从农业社会到工业社会，从刀耕火种到声光化电，每一次科技革命都会带来制度体系和治理方式的变革。自人类社会开启信息革命以来，数字技术加速了社会生产力的释放并促进了经济社会的大发展大繁荣。数字化不仅改变世界，而且正在重新定义世界。数字政府不是信息技术与政府治理的简单叠加，而是这场“再定义”中最重要的一环。数字革命与治理转型同期叠加，既加深了政府数字化转型的紧迫性，也为国家治理探索前行提供了诸多可能。

孟天广：面对城市人口超过农村人口、无线网络用户超过有线网络用户、人际网络让位给物联网络快速融合所带来的多变快变和复杂性，面对城市化与无处不在的数字技术之间的“交集”越来越大所带来的不确定性，面对群众受数字技术武装知情能力、评价能力及主动参与能力快速提升背景下不断增长的公共服务需求，数字政府建设刻不容缓。只有实现政府与数字技术之间的良性互动、加快提升国家治理水平，数字经济、智慧社会、智慧城市、智慧交通、智慧医院、智慧教育等构成数字中国的内容，才能有力推动高质量发展。

打造泛在可及、智慧便捷、公平普惠的数字化服务体系，提升人民群众获得感、幸福感、安全感

记者：数字化改革将如何助力政府职能转变？

孟天广：政府数字化转型不仅促使数字技术嵌入政府内部以推进治理结构再造、业务流程重塑和服务方式变革，还构建着新型政府-社会关系、政府-市场关系，以支撑数字社会建构及数字经济发展。

技术影响组织结构，进而影响管理效果。有学者认为数字技术正将科层部门间串联式的业务流程，变成“围绕公众需求”的并联式业务流程。数字技术不但从横向上重塑部门间的业务流程，而且从纵向上压缩组织层面，使政府治理变得“扁平化”和“弹性化”。如浙江的“最多跑一次”改革，其精髓是以人民群众到政府办事的感受为标准，倒逼政府自身改革。改革发生于数字时代，深度运用数字技术，再造政府流程，创新服务方式。改革摒弃“政府中心主义视角”，践行“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实现了主语从政府到人民的转变。改革发端于政府内部，直接推动了新时代数字政府建设，同时进一步向经济、社会等领域延伸，推动了省域治理全面数字化转型。

近年来，我国政府高度重视数字政府建设，并已成为全球数字政府建设的“大社会试验场”。“粤省事”“浙里办”“渝快办”“秒批秒办”等基于数字技术的政府管理改革实践，正在以算法为核心，打通政府公共服务的“最后一公里”。数字化本身不是目的，最终为的是提升人民群众获得感、幸福感、安全感。

记者：中央深改委会议要求，打造泛在可及、智慧便捷、公平普惠的数字化服务体系，对此如何理解？

黄璜：泛在可及，讲的是数字政府的技术，要实现全面覆盖；智慧便捷，讲的是数字政府的效率，要方便快捷智能；公平普惠，讲的是数字政府的价值，要让老百姓都能享受到先进技术带来的成果。

总体而言，对数字政府的关注点至少包括以下方面：一是广度，即基于开放网络建立的服务范围；二是深度，即基于智能手段深化的服务内容；三是厚度，即基于大规模数据积累的服务资源；四是速度，即基于计算能力带来的服务效率；五是温度，即基于数字化平台，为及时回应和切实解决人民群众关切关注的民生问题提供能力支撑。

随着大数据、云计算、人工智能等技术的应用，数字政府发挥重要效能，政务服务数据的互通共享作用显著

记者：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新时代，数字政府建设取得了哪些新进展？

黄璜：党的十八大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围绕实施网络强国战略、大数据战略等作出一系列重大部署，不断推进数字政府建设。近年来，随着大数据、云计算、人工智能等新一代数字技术融入，我国数字政府建设稳步推进，数字政府服务效能显著提升。一体化政务服务和监管效能大幅度提升，“一网通办”“最多跑一次”“一网统管”“一网协同”等服务管理新模式广泛普及，数字营商环境持续优化，在线政务服务水平跃居全球领先行列。《2020联合国电子政务调查报告》显示，中国电子政务发展指数排名提升至全球第45位。截至2020年底，省级行政许可事项实现网上受理和“最多跑一次”的比例达到82.13%，全国一半以上行政许可事项平均承诺时限压缩超过40%，群众办事更加便捷高效。

孟天广：在疫情防控中，数字政府发挥重要效能。相关部门积极应用大数据、人工智能等手段，助力疫情趋势研判、风险人员识别、抗疫物资调配、病毒基因检测等，快速切断传染链条，有效控制疫情扩散，有力支撑复工复产。电子政务在统筹疫情防控和经济社会发展中发挥了重要作用。国家政务服务平台打通卫生健康委、移民局、民航、铁路等部门数据，方便各地区各部门按需调用，实现全国绝大部分地区“健康码”的互通互认，为推动全国“一码通行”奠定基础。同时上线“防疫健康信息码”服务，汇聚并支撑各地共享“健康码”数据6.23亿条，累计服务6亿人次，政务服务数据的互通共享在抗疫防疫中发挥重要作用。国务院办公厅在各地区各部门配合与协同联动下，面向全国推出一大批高频办事服务，确保了疫情期间全国政务服务24小时不打烊。很多城市在数字政府建设上也交出了亮眼答卷。

今后更大的突破在“通办”，让群众可以在指尖划动中解决急难愁盼问题

记者：增强数字政府效能，为何必须抓住数据共享这个“牛鼻子”？

黄璜：数字政府建设的核心问题是如何实现跨地区、跨层级、跨部门和跨领域的数据共享，进而使业务协同成为可能，并使在线政务服务实现“最多跑一次”“零跑动”，乃至“秒批”和“不见面审批”。但跨组织的数据共享面临许多制度、组织和个人层面的桎梏。在一些地方，相关部门自行开发信息系统和数据中心，导致政务数据资源分散、不连贯，静态数据多于动态数据等现象接连发生。目前，政务数据共享工作还存在“不愿共享”“不敢共享”“不能共享”等问题。如何将“三难”（互联互通难、数据共享难、业务协同难），变为“三通”（网络通、数据通、业务通），是亟待解决的问题。

如果说过去主要解决了政务服务“一网”的问题，那么今后更大的突破在“通办”。前者是基础条件、物理变化，后者则是实现流程再造、效率提升、治理优化的“化学反应”。只有群众可以在指尖划动中解决急难愁盼问题，市场主体可以通过网络实现“一站式审批”，才能把增强数字政府效能转化为直抵人心的民生温度，转化为经济活力的激发、治理能力的提升。

记者：如何加快构建数字政府全方位安全保障体系，全面强化数字政府安全管理责任？

黄璜：数字政府作为数字中国、数字经济的重要基础，已成为提升国家治理能力现代化的重要战略举措和推进服务型政府建设的有力抓手。不容忽视的是，数字政府系统作为超级数据平台，面临巨大的安全威胁和风险，如黑客对政府网站的攻击、金融数据被不法分子窃取、个人敏感信息大规模泄露等。可以说，数据安全是数字政府的生命线，个人信息保护是数字经济的底线。

必须建立健全数据安全保护机制，把涉及数据资源流动和交换的环节作为重点保护领域，尤其是对涉及国家安全和个人隐私的数据源在跨部门跨区域中的流动频度、交换规模、运行速度等环节要加大管控力度，确保数据在采集、存储、流动、交换过程中安全运用，不断提升政府的公信力和治理能力。

数字技术具有透明化、留痕化和可塑性，能够促使权力在阳光下运行，推动廉洁政府建设

记者：如何认识数字政府建设和廉洁政府建设的关系？

孟天广：数字技术为政府的职能清单和责任清单提供基础，促使权力在阳光下运行。数字技术的透明化、留痕化和可塑性，可将权力关进“数据铁笼”。例如，移动执法终端的使用，促使巡检路程透明化、现场执法视频化，大大压缩自由裁量权，重塑基层执法运行机制。

黄璜：首先，数字政府建设可以助力推动廉洁政府建设。一方面，通过数字政府建设，不仅实现了政务办事流程的规范化、标准化、透明化，而且基于数字政府所实施的政务行为都可以实现“留痕”，从而加强对政府管理过程的监督和监管。另一方面，大数据、人工智能等技术的应用，可以进一步提高纪检监察机关主动发现问题的能力，通过大规模数据的智能“碰撞”，更容易从浩如烟海的数据中找出可能的问题线索，主动出击，提高监督能力。

其次，数字政府建设本身也要加强廉洁建设。数字政府建设过程也可能存在不公开、不透明的现象，尤其是数字政府建设往往涉及比较多的软硬件设备采购，这些都是腐败问题比较容易发生的环节。在这个过程中，同样要加强廉洁政府建设。一方面要从体制上进一步完善监督管理过程，另一方面也要从技术上入手，提高数字政府建设过程的透明性。

再次，也要注意到，数字政府建设的目标还是要提高服务广大人民群众的能力。利用数字技术，提高对各级各部门，尤其是对基层的监督，意义重大。但是也要注意，在确保公正廉洁的前提下，还要充分调动基层的积极性、创造性，这样才能打造一个生动、活泼、健康的治理局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