沈从文与文化自信
——纪念沈从文诞辰一百二十周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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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化自信是一个国家、一个民族发展中最基本、最深沉、最持久的力量。”一个人也是如此。有自信才有力量去创造,才能取得更大成就。只有小学文化程度的沈从文,把诚朴的态度放在创作上,踏踏实实,集腋成裘,打出了一片文学天地,成为著名的作家。在此过程中,他心里鼓荡着的正是对自己文学创作力的自信。几十本小说集的出版,《从文自传》《湘行散记》《边城》广为传颂,他的信心更足了。全面抗战爆发后,他只身南下,于1938年4月到达昆明,便迅速开始创作《长河》《湘西》,并分别在香港《星岛日报》和《大公报》上连载。两书写作与发表的顺利,激起他更大的创作欲望,从而萌生出一个以水边小城镇人事为中心,创作十部中长篇小说的计划。在1942年5月致大哥的信中,他明确写道:“写成十个时,我将取个总名,为《十城记》。”

这是一个宏大的构想。从《柏子》《丈夫》《边城》《长河》一路走来的沈从文,此时步入了小说创作的巅峰,产生这样的构想正是其文学自信的表现。小城镇是城市与乡村的过渡地带。作者选择小城镇为故事的生成地,所要表现的绝不只是一个小地方的人事,而是要写出中国古老农业社会向现代社会的转型变化,同时折射出中国农村和都市的现实面貌,以及抗日战争带来的社会变化与人性的“常”与“变”。计划反映出沈从文的伟大抱负和创作自信,甚至通过计划可以想象他踌躇满志的心情。

沈从文如此投入地写作,有一个大前提,就是他深信抗战必胜。他这时是西南联大的写作课教师,正在参与完成大学的使命,为国家培养人才的工作。同时他作为一个作家,有责任记录下抗战大时代的人事变化,为建设国家提供思想基础,为民族复兴积累精神力量,所以他有一种紧迫感。

在奋力创作的同时,沈从文在继续探索小说理论,把自己的创作根基扎向深处。1940年8月3日,他在西南联大的演讲中说,“个人只把小说看成是‘用文字很恰当记录下来的人事’”,而“人事”包含“社会现象”和“梦的现象”两个部分。从这里我们可以领悟到两层意思,一是他已有“很恰当记录”的语言能力,二是他的小说以“社会现象”为主,也就是说《十城记》属于现实小说。沈从文曾概括《十城记》的题材为“十个水边城市的故事”,即从他生长的沅水流域写到他那时生活的滇池边。他有足够的信心把这十个故事写好。

在他看来,“写出一个时代历史场面或一群人的生命发展以及哀乐得失式样”,“在真美感觉以外,还有一种引人‘向善’的力量”,“能重新燃起年青人热情和信心”的作品才是好作品。好作品的目标是“经典”。“五四”开启的新文学,历经二十年的发展,到40年代,应该产生新经典了。“两千年来经典的形式,多用格言来表现抽象原则。这些经典或已失去了意义,或已不合运用。明日的新的经典,既为人而预备,很可能是用‘人事’来作说明的”。此意很明白:古代的经典是格言,现代的经典应该是小说。这话包含了一种发展的观念和辩证的逻辑:经典不是一成不变的,经典在不断淘汰中,也在不断生长中。而现实的佐证是:“小说作家和作品在受过初级教育以上的年青人方面,却已具有‘先知’、‘经典’意味”,“凡是受中等教育的,都乐意从一个小说接受作者的热诚健康人生观”,因此,创作小说“实包含了历史价值和经典意义”。性格敏感的沈从文,或许有了这样的体认:历史提供了重造经典的时机,并把自己推到了创造经典的前列,自己必须自觉地承担起创造经典的使命,于是他写下了这样的话:“努力于新经典的产生,却必须把整个生命放上去。”

他的自信还来自文学的社会价值。他看到新文学的“一部分,不特影响到青年人生活观念,且成为社会变迁主力之一种”。由于“理性抬了头,方有对社会一切不良现象怀疑与否定精神,以及改进或修正愿望。文学革命把这种精神与愿望加以表现,由于真诚,引起了普遍影响,方有五卅,方有三一八,方有北伐,方有统一,方有抗战。”他的话显得抽象而单纯,但不可否认作为思想革命的工具利器,新文学确实在改变人的观念进而引起社会革命中发挥了重要作用。这期间,他除了发表《小说与社会》专论外,在一些文章如《给一个广东朋友》中多有谈论:“恶邻加于我们这个民族的忧患,分量虽然不轻,然而近二十年来(也可以说是白话文运动以来)所产生的民族气概,一点自尊心和自信心却一定担当得起这种忧患。”信中他还说日本那些“支那通”,对“二十年来的白话文,所煽起这个民族的热情,表现民族进步的情形,也照例不明白”,才敢冒天下之大不韪侵略我国。由于从中国文学的深度认识战争,哪怕在最艰难的时刻,他也坚信中国将赢得最后胜利。这种认识坚定了他潜心创作“经典”小说的信心。

为创造新经典以增强民族自尊心与自信心,重造国家与社会,他主张弘扬“五四”精神,发起一次文学运动,再创一个二十年的辉煌。1940年“五四”期间,他在昆明《中央日报》和香港《大公报》发表同文《“五四”二十一年》提倡“五四”精神。文章下笔写道:“五四运动是中国知识分子领导的‘思想解放’与‘社会改造’运动”,接着便转到“工具”的运用即“文学革命”,认为“民族精神的建立与发扬,分析来说,就无不得力于工具的能得其用”。这就引出了他同样发表在昆明《中央日报》上的《文运的重造》一文的主要观点:“发扬五四精神,使文运重造与重建,是关心它的前途或从事写作的人一件庄严的义务……五四已有了二十年历史,我们还需要再来个二十年继续努力!”这里的逻辑关系是:纪念“五四”,是要发扬“五四”精神;发扬“五四”精神,是要开展文学运动;开展文学运动,是要创造文学经典;创造文学经典,是要提升民族自尊心和自信心。由于自尊心和自信心的支持,在民族战争导致物资匮乏,物价飞涨,生存困难的时候,他甚至要求国家调整文艺政策,改善作家的写作环境与生活条件,以利于文学经典的产生:“新的经典的形式,照近二十年来的社会习惯,又如何适宜于放在一个文学作品中,以便在广大读者群中唤起那个民族自尊心与自信心,并粘合这点精神于民族发展某种设计上。”沈从文真是太书生气而不切实际,但创造经典的信心是可感的,对文学的强大社会作用也深信不疑。

重造文运需要广大文艺工作者参与。这时他不仅发表文章呼吁大众,要求政府部门有计划地推进精品创作,还频频给文学青年复信。这些信其实没谈如何写作,而是谈人生谈做人谈文运,贯穿着强烈的自尊心和自信心。例如:“盼你能明白国家的需要,和生命的庄严,在任何情形下都不气馁,不灰心”;“用作品燃烧起这个民族更年青一辈的感情,增加他在忧患中的抵抗力”;“在思想上能重新燃起年青人热情和信心的,还是要有好文学作品”;“国家的重造,是可能的,重造的希望,是从民族自信心和自尊心的生长中也可见出的”等。

沈从文就是带着强烈的自信心和自尊心,在艰难困苦的战争时期创造经典,服务社会的。在逆境劣势中拥有自信心并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抗战时期的投降派,缺乏的就是自信。1934年8月27日,《大公报》在“社评”《孔子诞辰纪念》中就有“民族的自尊心与自信力,既已荡焉无存,不待外侮之来,国家早已濒于精神幻灭之域”之语,且舆论界大有这种悲观情绪。对此观点,鲁迅曾作《中国人失掉自信力了吗?》予以有力驳斥。

八十年后的今天,文化自信仍然是时代强音。鲁迅、沈从文等文化先驱在民族危亡之中坚持文化自信,无疑给我们今天的文学和文化创作以许多启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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