唐代是中国古代诗歌创作最为繁荣的时期，各路诗人层出不穷，大家名家指不胜屈，而民间的歌谣却远没有如同先前汉魏乐府、南朝民歌那样引人注目，这时也确实未能推出像《陌上桑》《孔雀东南飞》《木兰诗》《敕勒歌》这种一流的名篇，于是除了发现甚晚而名声大噪的敦煌曲子词之外，时下的文学史一般不大讲这方面的内容。其实唐代的民间歌谣也很丰富，自有特色，是不宜只重视其一角的。

影响极大的选本《唐诗三百首》选录了三首民歌，不妨先来关注一下。其一，卷七的五绝之末是西鄙人的《哥舒歌》：

北斗七星高，哥舒夜带刀。至今窥牧马，不敢过临洮。

这是一首歌颂盛唐名将哥舒翰的短歌。这位将军出于突厥突骑施哥舒部落，勇猛善战，把守大唐西部边疆时，几次打败游牧民族的来犯，保住了一方太平，深得当地老百姓的爱戴。《旧唐书》卷一百零四有传。所谓“西鄙人”相当于无名氏，只不过指明了这是西部边境地区的无名氏，这一署名正表明此诗乃是那里流行的民歌。

这首歌的前两句一写天上的北斗星，一写哥舒翰高大的形象，简明有力，气势非凡。后两句说他巨大的威慑力，亦复单刀直入，很有力度。歌颂大将军的歌谣无须辞费。

其二，《唐诗三百首》卷八前半的七言绝句之末是无名氏的《杂诗》：

近寒食雨草萋萋，著麦苗风柳映堤。等是有家归未得，杜鹃休向耳边啼！

诗的原作者大约是一位流浪在外的下层知识分子，这首悲歌后来传唱开来，也许已有些变化，记录时则既没有题目，也无法明确其作者——这一类作品应包括在民歌的范围之内。杜鹃鸟的啼声一向被认为是“不如归去”，而它却归不去了，所以一直啼叫到嘴角出血，歌辞的作者与之同病相怜。漂泊在外的失意者任何时代都有，此诗遂有顽强的生命力。

诗的前两句采用“三一三”的句式，而非常见的“二二三”，似乎也流露了一股牢骚不平之气。

其三，卷八后半的乐府之末有杜秋娘的《金缕衣》：

劝君莫惜金缕衣，劝君惜取少年时。花开堪折直须折，莫待无花空折枝！

这位杜秋娘应是这首歌谣的传唱者而非其作者，这种情形与《敕勒歌》题下署斛律金而他其实只是被记录在案的传唱者一样。《金缕衣》的主旨是说，凡事都要趁年轻的时候抓紧进行，晚了就不是那么回事了。后两句的比喻生动透彻，放之四海而皆准，历尽古今而不变，后来成了著名的金句。鲁迅的诗句“花开花落两由之”（《吊杨銓》），乃是对这一警句的反仿。

在《乐府诗集》的《杂歌谣辞》中，辑录了一批唐代的民间歌谣，内容相当丰富，详细的讨论这里无从进行，只说一点印象吧，就是这里除了多有征夫思妇之辞以外，也有几首颂歌，如卷八四《杂歌谣辞四》下有《新河歌》：

新河得通舟楫利，直达沧海鱼盐至。昔日徒行今结驷，美哉薛公德滂被！

这首民歌是歌颂初唐名臣薛大鼎的。《旧唐书》卷四十九《食货志下》载：“永徽元年（650）薛大鼎为沧州刺史，界内有无棣河，隋末填废，大鼎奏开之。引鱼盐于海，百姓歌之。”《新唐书》卷一百九十七《循吏传》之《薛大鼎传》载：“……累徙沧州，无棣渠久廞塞，大鼎浚治属之海，商贾流行，里民歌曰‘新沟通，舟楫利。属沧海，鱼盐至。昔徒行，今骋驷。美哉薛公德滂被！’又疏长芦、漳、衡三渠，泄污潦，水不为害。”记载薛公的德政尤为细致。做实事以改善民生的地方官，自然深得人心，值得歌颂。

歌辞的两份文本稍有差异，其原因是民歌在传唱过程中往往会发生变易。这同文人之作是不同的。

在一般的印象里，古代的民歌往往是用来抨击官僚为民诉苦的居多，另外就是少男少女们的恋歌，这个印象大抵不错；而如果出现了清官好官，老百姓也不吝热情地加以歌颂。像薛大鼎这样大力兴修水利的循吏（优秀地方官）、哥舒翰那种保家卫国多有功劳的将军，都确实值得歌颂。现在有一种意见认为文学艺术只应讽刺暴露，不能正面颂扬，此说过于偏激片面，不符合文学史昭示的事实和规律。（顾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