传播文字，记忆历史，除了书本，还有拓片。

古人学书法，最好的范本是名家真迹，但真迹价格高昂、极其罕见，能替代真迹的，首选拓片。

将刻在石头上的原迹，用纸墨拓印出来的文本，是为拓片。精致的书法拓片，墨色匀净发亮，白处沉着灵动，其中笔画起收行走、圆转方折，甚至笔画连带的牵丝，枯笔横扫的痕迹，无不纤毫毕现。拓印因此也被称为古人的复印法。

成就一张精拓，佳刻、良纸、善墨是前提。拓取对象以原版初刻为佳，线条流畅，刀口洗练；纸用薄如蝉翼的连史纸为宜，细腻光滑，韧性极好，既易受墨，又不透墨；墨以泛青紫光的油烟墨为善，黝而能润，入纸不晕。

拓印程序并不复杂，以碑为例，主要有洗、敷、贴、扑、揭五个步骤。先将要拓的碑刻剔除杂质，用毛刷刷净、清水洗净；再用白芨水通刷碑面，取略大于碑的薄宣润湿后轻敷其表面；用棉布吸取多余水分，软毛刷赶出气泡，贴一两层干宣纸，毛刷反复刷拭，兼以棕刷轻敲碑面，使纸面完全贴合于文字的凹陷处；揭除外层只剩里层薄宣，拓包蘸取少量浓墨，同方向轻轻而迅速有节奏地扑打宣纸两三遍，直到笔画明晰；稍稍晾干，慢慢取下，稳稳平放，一张洁白无瑕的宣纸就焕变为黑白分明的拓片。

说来容易做来难。将宣纸刷紧碑刻，轻了贴不实，重了纸易裂，甚至毁坏原刻；蘸墨扑打纸面，轻了字口模糊，重了墨易渗透；揭取拓片，轻了揭不动，重了易撕破。其中轻重，全凭个人经验和心性，既不能粗枝大叶，也不能性急浮躁。

所拓器物，无论甲骨青铜、碑刻墓志、摩崖造像、砖瓦画像等等，都是当时历史的印记。其形制、文字、纹饰等等，有主次有虚实，有象征有喻示，都有当时情景下的特定意义，其中既蕴含了当时的审美追求，也体现了制作者刻铸者的虔诚。拓取其形其体，形成清晰可读的图像文字，其实是对彼时彼刻的复原，在技与道的层面与古人对话，更要凝神静气，心存敬畏，屏住呼吸，唯有如此，才能完美展示器物的原状，触摸历史的余温。

纸墨寿于金石。石碑易裂，青铜易蚀，器物难于保存，拓本却能依旧。唐代大书法家虞世南书写的《孔子庙堂碑》刻成后，不久被一把大火烧毁，重刻后再被毁。幸运的是，初刻碑立后，“车马集碑下，捶拓无虚日。”到北宋，“孔庙虞书贞观刻，千两黄金那购得”，虽然存世极少，价格极高，世人仍可根据拓本再刻碑、再拓印。辗转流传，今天我们仍可从中领略大书法家“萧散洒落”“内含刚柔”的风神所在。

拓片是书法的宝库。无数爱好者由此窥得门径、登堂入室，金石生命也由此延续。光绪十年（1884），吴昌硕得到《石鼓文》拓片后，终身不离不弃。“石鼓”是秦国刻石，因外形似鼓得名，其书法兼具钟鼎文的朴茂沉雄之势和小篆的凝练肃穆之秀。吴昌硕浸润其中挥毫临池近六十年，不断从中汲取养分，激发灵感，其书法“一日有一日之境界”，格调高古、苍劲雄浑，形成了新风格，开拓了新境界。

拓片之珍，除了可以希其原墨迹，更得留为新验证。《石鼓文》由十只石鼓所刻，每鼓各刻四言诗一首。其体裁，正如欧阳修所说，“其文与《雅》《颂》同文”；其风格，明代朱国祚提出，“其辞典奥俪二雅，仿佛吉日车攻篇”；其内容，清代全祖望比对后发现，“于水一方，本之蒹葭之章。为三十里，见之噫嘻之什。剪伐勿加，则甘棠之思也”，也就是说一些语句直接化用自《诗经》。作为当时歌颂大秦的官方器物，《石鼓文》的文字，充分证实了孔子“不学诗，无以言”并非虚言。

文质兼美，与时偕行。如今，拓片作为宝贵的文化资源，人们对其的保护意识越来越浓，石刻文物拓印的监管也日益加强。薄薄的拓片背后，是厚重的历史。轻轻触摸那一方方拓片，闻一闻那缕缕墨香，文明依旧，沉着如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