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类有了文明也就有了文字和书籍，中华文明作为世界上唯一未曾中断的文明，其“刚健日新”的特征与中国历史上浩如烟海的典籍之收藏、整理、流传息息相关，故藏书文化是中国传统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谈到藏书文化就不得不提到藏书的主体：藏书家。他们不仅专注于书籍的搜集保管，而且潜心藏书事业。明代学者、诗人胡应麟就是其中的佼佼者。

嗜书如命，倾囊致书

胡应麟（1551—1602年），字元瑞，号少室山人，浙江兰溪城北隅人。幼能诗，万历四年中举，自言于他无所嗜，唯嗜好古籍，“饥以当食，渴以当饮……忧藉以释，忿藉以平，病藉以起色”。他的藏书爱好深受家庭影响，其外祖父宋震建雪溪堂只为万卷书，父亲胡僖自幼好学，乃嘉靖三十八年进士，亦有不少藏书。胡应麟自十一二岁跟随父亲游历各地时，便十分关注当地的古书市场。每当遇心仪之书，他就忧心忡忡、坐立不安，一旦持归，便手舞足蹈，见到“上世之藏，帐中之秘”更是不舍昼夜，亲手抄录。胡应麟回忆藏书经历时有言：“余为童子至今，年日益壮而嗜日益笃，书日益富，家日益贫。”他可谓是竭尽一生只为“穷搜委巷，广乞名流，录之故家，求诸绝域”。故其收藏富赡，越中诸世家无人能匹敌，《金华诗录》云：“婺州藏书，独盛于兰溪。”

然而，为了“典籍之好”，胡应麟也是煞费苦心。《五杂俎》记载，明代浙江虞守愚侍郎家中藏书万卷，更是为了万卷之书建造了藏书楼于水池中央，平日仅仅依靠一块木板通过，到了夜晚便将木板撤走防止有人私自进入，门口还写着“楼不延客，书不借人”。然而虞氏子孙却没有继承虞守愚的遗风，玩物丧志，导致虞氏家族家道中落，没有财力守住藏书楼。胡应麟倾慕虞家藏书楼已久，购买了虞家的万卷藏书，他也因此以“书海”之美誉闻名海内。

当然，胡应麟的求书过程并非总是一帆风顺，他也常常与醉心的典籍失之交臂。他十分心喜苏门四学士之一张耒的《柯山集》，苏轼就曾称赞张耒才识学问为当世第一。但胡应麟只收藏了《柯山集》的十三卷，故怅然若失。恰巧一日，他在杭州一处偏僻的巷子中见到了《柯山集》钞本书一十六帙，尽管书纸半已漶灭，但是文集印记奇古、装饰都雅，且比自己所藏多不啻五六倍。胡应麟欣喜若狂，奈何身无分文，便与卖家约定第二天早晨相见，以绿罗二匹以及身上所穿的乌丝直裰青蜀锦衣袍交换那部《柯山集》。于是，胡应麟返回家中筹集钱财，一心等待第二日的到来，搔首踟蹰、夜不能寐。然而天有不测风云，突如其来的一场大火将此书铺烧了个精光，一切化为灰烬，他为此摇头叹息了数月之久。

二酉山房，藏书为用

胡应麟毕其一生，四处搜罗典籍，“所购经史子集，其世自洪荒以至昭代，其梓自吴越以至燕闽”。待他20多岁与母亲宋宜人离开京都返回浙江兰溪时，已然“宦槖亡锱铢，而余妇簪珥亦罄尽，独载所得书数十箧，累累出长安”。据《二酉山房记》所载：胡应麟所藏之书合计四万二千二百八十四卷。为了安置如此数量浩瀚的文献古籍，胡应麟特地在家乡建造了一所藏书楼，且为缅怀秦朝学者二酉山洞藏书之功德，故他将藏书楼命名为“二酉山房”。当然，受财力所困，胡应麟囤书也并非包罗万象，他所藏之书大致分为五类：一是家中未藏之书可收；二是考虑经济情况，购买价格较低版本的书籍；三是异书收藏；四是手抄友人的珍本、善本、秘本；五是不购买价格昂贵的古遗墨法帖。

胡应麟的收藏不局限于典籍的堆积，他能藏更能用，这是以往藏书家所不能及的。明代著名的藏书家谢肇淛曾评析道：好藏书之人有三大弊病：一是贪图虚名，一味装潢炫耀，实为买椟还珠；二是四方收罗却束之高阁，徒洗浣灰尘；三是慧根短浅，能倒背如流却不能运用，丧失书的益智功能。胡应麟认为第一种人即是“好事之人”，第二种人即是“雅尚”，第三种人即是“鉴赏家”。

对于第一种人，他提出了“书之为用”的原则，在他看来，藏书只有使用和阅读才会发挥它的作用，如果仅仅以“藏”冠名，书就会名存实亡。他认为：“夫书好而聚，聚而必散，势也。”无论人们怎样呕心沥血地搜集典籍，可是书籍终归会散失，所以他极赞成书籍流通，即“流水不腐，户枢不蠹”。据史料记载，胡应麟特别重视与朋友之间进行交换刊刻、共游书市、无偿赠书等交流活动。

鉴于第二种人，胡应麟认为要勤于读书，“世有勤于聚而倦于读者，即所聚穷天下书，犹亡聚也。有侈于读而俭于辞者，即所读穷天下书，犹亡读也”。这从胡应麟家里的陈设可见一斑，“入余室者，梁柱、榱桷、墙壁皆无所见，湘竹榻一，不设帷帐，一琴、一几、一博山、一蒲团”。无怪乎王世贞调侃胡应麟是用买书的余钱来建造书房的。

至于第三种人，胡应麟认为读书与治学本是相辅相成的，并无矛盾，正如他所说：“博洽必资记诵，记诵必藉诗书。”人们需要广涉博采，通过大量读书充实自己，拓宽眼界，但学问不仅要“博”还要“精”，即用心思考，“必须尽见当时事理，如身履其间，丝分缕解，终始备尽”，方可“置议论”。陈文烛就赞扬胡应麟“有博学而不穷，笃行而不倦，幽居而不淫，上通而不困”。

潜心治学，著述等身

二酉山房丰硕的藏书、优越的地理环境也为胡应麟读书治学奠定了深厚的基础。万历十六年，也就是胡应麟38岁之际，他已撰写了不少作品，其可考的达49种1036卷，成书存世的有16种211卷，还有未成书的数百卷。当时的文坛领袖王世贞，十分欣赏胡应麟的才华，赞其“髫丱时读书几与身等，今学无不窥，浸浸有雄视百代意”，而后更是直言要让他来当自己的接班人，“后我而作者，其在此子矣夫”。

胡应麟“读书等身”“学无不窥”，内容庞杂，要而言之，主要表现在文献学、史学、文学研究三个方面。在文献学方面，胡应麟用力颇深，他长于考据，《经籍会通》四卷“论古来藏书存亡聚散之迹”，征引典籍极为宏富；尤善辨伪，《四部正讹》考辨遍及四部，系统总结了“辨伪八法”；精通目录之学，总结历代史志，由宏入微，提出“五部”图书分类法。

在史学方面，胡应麟“少而好史，占毕之暇”，取得了突出的成就，时人更以“良史”赞誉。他的成就不仅表现在史书的编纂、历史文献的整理，更表现在对史学理论问题的思考和对历史的批判。如对于具备“史才”“史学”“史识”即是史家的观点，他认为尚未足也，更要有“公心”“直笔”，这是从“史德”标准作出自己的阐发，扩展了史家标准理论的深度与广度，也为清代章学诚形成“史才四长”的观点提供了丰厚的学理基础。

在文学研究方面，胡应麟擅长诗论与小说研究。其诗论集中体现在《诗薮》一书，全书广征博引，语言古雅，可谓珠玑满纸。他在《诗薮》中全面评价了《诗经》至明朝两千余年的诗歌发展脉络，纤悉无遗，点评鞭辟入里，多发前人未发之论。如张若虚的《春江花月夜》，埋没百年，无人问津，直至胡应麟的《诗薮》问世，才令沧海遗珠的《春江花月夜》一跃成为“孤篇盖全唐”之诗。除了诗歌评论，他对小说研究亦相当重视，其研究涉及小说的作者、成书、版本、人物塑造、语言艺术等诸多方面，更是最早利用目录学的成果对中国古代小说进行了系统分类，他对于古代小说的许多评论常为后世学者征引、称道，如鲁迅在《中国小说史略》中就曾引用胡应麟对小说的论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