读《岳阳楼记》得知，庆历四年春，谪守巴陵郡的滕子京重修了岳阳楼。滕子京在楼前为自己的政绩感到欣慰，又为遭贬之事忿忿不平，心情十分复杂，寄书一封并附上一幅洞庭秋色图，请求远在南京(现商丘)的政坛清官、文坛大将、同榜进土范仲淹为岳阳楼作记。范仲淹接信后，生怕滕子京忘乎所以再遭人嫉恨，闯出祸来，于是规劝滕子京要有“以天下为己任”的胸怀，不要过于计较个人得失，挥笔而就写下千古名篇《岳阳楼记》。尽管范老夫子在《岳阳楼记》中为滕子京歌功颂德，说了很多漂亮的话，但后人记取的，是范仲淹和他的《岳阳楼记》，滕子京仅仅只在文中留下了一个名字而已。究其原因，是他们没有真正过硬的政绩可载入史册，虽有名家为之张扬，终究敌不过事实的无情、经不起时间的考验。同样的道理，如果作者的作品不是佳作，纵然楼能千古，文章也难以传世。如此看来，买来、骗来、讨来的名声，只会是绚丽的肥皂泡，仅仅能骗骗自己而已，留给后人的恐怕只有茶余饭后笑料了。

与滕子京相对照的是，宋代大文豪苏东坡，在其任杭州太守时，倡导在西湖筑堤，变水患为水利。苏太守当时未挖一锹土、未挑一担泥，然而，人们却把此堤取名为“苏堤”以示纪念，为后人留下了“苏堤春晓”的胜景。两位地方官的不同境遇，其中的缘由，就是有没有“居庙堂之高，则忧其民”情怀所得的结果。

想传名的不得传，没有刻意追求的却能流芳百世。历史对人的嘲弄最刻薄、对人的评价也最公允，这是因为它的评判标准，从来没有片刻离开过“实事求是”这个真理。滕子京聪明反被聪明误，落得坐个冷板凳，掩卷沉思，真让人唏嘘不已。

世界上的事情，很多都可以通过努力去争取实现，唯有传名这事由不得自己，因为这要后人去评说。估计焦裕禄生前从未想到会留名后世，但兰考的泡桐却为他记下了不朽的业绩。鉴故而知今，这传名问题大体皆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