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调查研究”无疑是一个极具中国共产党特色的词语，正如习近平总书记曾在《谈谈调查研究》一文中所说：“调查研究不仅是一种工作方法，而且是关系党和人民事业得失成败的大问题。”

回顾1949年以来的历史也可以发现，它屡次在紧要关头帮助执政党修正自己的失误，甚至最终促成了改革开放这样重大的方向转变。而在“摸着石头过河”的今天，也只有调查研究能够使中国的领导干部们了解，自己面前的石头是否能够搭建起一条康庄大道。

1956:用“解剖学”反冒进

新中国成立后，中央层面第一次明确提出大兴调查研究之风是在1956年前后。当时在高层领导之间出现了后来被称为冒进与反冒进两种思路。而其争论焦点，就是能否完成较高的计划目标，以及如何评估当时农业合作化、工商改造等工作的速度。

于是，中央领导们纷纷走出北京。比如，时任中共中央工作部副部长的王观澜身穿一套旧棉衣棉裤到浙江临海等地农村调研。他为临海的农民算了一笔账，发现在农业合作化推进之后，人均粮食产量从452斤减少到428斤，副业和土特产品生产的收入也呈下降趋势。

回京后，他给毛泽东写了报告。毛泽东在批示中表示：“为农民算账是一个很重要的问题”。中央此后派出了水、肥、土、种、管等若干专题小组进行深入调查研究。

主持中央财经工作的陈云也在1955年初回到故乡青浦进行调查研究。他的秘书周太和曾回忆，陈云下火车后直接到村庄里座谈，了解确实存在比较严重的粮食短缺问题，其原因则是上年统购中购了“过头粮”，挖了口粮。由此，他向中央建议，力求消灭购“过头粮”等修正办法。

调查研究为反冒进提供了有力支持。到9月25日，毛泽东在以“我们党的一些历史经验”为主题的报告中也提出，像党的总书记这样主要的领导人员，要亲自动手，了解一两个农村，争取一些时间去做。而党的领导机关，“包括全国性的、省的和县的负责同志，也要亲自调查一两个农村，解剖一个个‘麻雀’，这就叫做‘解学’”。

后来党内有评价说：“1956年初到1957年初的反冒进，是因为我们党依靠集体领导和集体智慧，成功避免了一次可能再现的重大失误而载入党的史册的。”

1961:“实事求是年”

“调查研究年”

1960年夏，因庐山会议后“反右倾”、“共产风”抬头，农业大幅度减产。而大跃进运动造成的问题也逐渐暴露。中央领导们急需一个改善的根本办法。当年毛泽东提出了“大兴调查研究之风”的要求，还提出了1961年要成为“实事求是年”、“调查研究年”。

八届九中全会闭幕后，毛泽东派出田家英、胡乔木、陈伯达三位秘书各带一个调查组，分赴浙江、湖南、广东农村调查，各调查一个最坏的生产队和一个最好的生产队，为期10天至15天。1961年1月26日，毛泽东自己则乘火车离开北京前往广州。在近一个月行程中沿途听取了河北、山东等七个省委和田家英、胡乔木、陈伯达三个调查组组长的汇报。

毛泽东3月13日给刘少奇、周恩来等参加“三北”会议的领导们写了一封信，指出：“大队内部生产队与生产队之间的平均主义问题，生产队内部人与人之间的平均主义问题，是两个极端严重的大问题”，“不亲身调查是不能解决这两个重大问题的”。胡乔木执笔起草了《中共中央关于认真进行调查工作问题给各中央局，各省、市自治区党委的一封信》，要求“把深入基层、蹲下来、亲身进行有系统的典型调查（每年一定要有几次），当作领导工作的首要任务，并且定出制度，造成风气”。

此后，中央领导分赴各地进行调查研究。刘少奇在湖南长沙县广福公社天华大队和宁乡县花明楼公社炭子冲大队进行了44天的调查。

周恩来、朱德分别在河北、四川、河南等地农村进行调查。陈云则再次前往小蒸乡。邓小平、彭真在北京顺义县调查后，联名致信毛泽东，讲述了社队规模、粮食征购和余粮分配、供给制、食堂、家庭副业等问题。与此同时，中央新派出了大批调查组。

一直到6月中旬，中央发出的指示中仍指出，中央及省级领导“除了生病和年老的以外，每年一定要有四个月的时间轮流离开办公室，到下面去调查研究。地、县两级的领导人员也应该这样办”。

70年代末、80年代初：

调研开启改革开放大幕

70年代末、80年代初，改革开放伊始，老干部们就这样奔走于山水之间，用他们自三四十年前就倡导的工作方式，为中国的发展寻找出路。

习仲勋于1978年4月被任命为广东省委第二书记、省革委会副主任。习仲勋到广东后，面临的最大挑战就是逃港问题。习仲勋在这个夏天走了23个县。除了研究逃港问题的根源，习仲勋还在调查研究中为土地沙化严重的珠三角找到了出路：他在调研中走到了沙头角的塑料花厂、皇岗的假发厂，这是中国最早的“三来一补”企业。后来，这种模式由广东推开，并遍及中国的南方地区。

在安徽，1977年6月，万里任省委第一书记，用三四个月的时间把全省大部分地区都跑了。“当时安徽最严重的是外出讨饭问题。那里条件并不坏，他们为什么吃不饱饭？”而这个关系全中国农民生活的疑问，也在调查研究中找到了答案。1978年11月16日，在安徽履职1年有余的万里在中央工作会议分组会上进行了发言，他总结说，28年中，安徽农业生产经历三起三落，把农业搞上去最根本的是要把广大农民群众的积极性调动起来。这样，强调农村一切工作要以生产为中心的《关于目前农村经济政策几个问题的规定》在安徽出台。在这份文件中，提出了加强经营管理，建立

生产责任制，允许和鼓励社员经营自留地和家庭副业，尊重生产队自主权等诸多原则，就此拉开了安徽以及整个中国农村改革的大幕。

开启改革开放，也使中国进入了一次前所未有的实践。这种发展模式，也使调查研究具有了无可比拟的重要性。正如毛泽东所说：“凡是忧愁没有办法的时候，就去调查研究，一经调查研究，办法就出来了，问题就解决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