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问责制”良兆已开，国人无不为之欢呼庆幸。有错问责，扶正驱邪；“无为”问责，鞭挞庸懒，使有错者受到应有的惩罚，庸懒者亦受到有效鞭策，机关作风大变，干部精神大振。湖南岳阳市对２１名“混混”领导和党员干部追究“无为”责任，收到了好的效果。

　　近年来，在某些机关和党员干部中，丢弃了批评与自我批评的武器，滋长了一种极不正常的“和平共处”歪风。“上级对下级拢着哄着，同级之间捂着护着，下级对上级捧着抬着”。拢、哄、捂、护、捧、抬的结果，造就了一批懒官、庸官、“太平官”。他们不出力，不流汗；不费心，不劳神；不伤己，不撞人；不奋发，不作为。抱着洁身自好，大错不犯，工作不干，混日子，守摊子，保工资，占位子，贪图安逸。上班享清闲，品新茗，抽名烟，电脑玩半天，不到时间早下班，缺乏责任心使命感。败坏了机关作风，形成干与不干一个样，干好干坏一个样，有功无功一个样，贡献大小一个样，好坏不分，良莠不齐，导致一个单位或一个地方长期发展缓慢，变化不大。

　　我们的干部队伍为什么有那么些不求进取的懒官，无所作为的庸官，混时度日的“太平官”，就是因为放松了为人民服务的宗旨教育。履行为人民服务的宗旨，一要完全、彻底，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二要一切言行都从人民的利益出发，任何时候都把人民利益放在第一位，处处为人民谋利益。三要在处理国家、集体、个人三者利益时，把国家利益、集体利益放在第一位，个人利益服从人民利益，局部利益服从全局利益，眼前利益服从长远利益。四要密切联系人民群众，相信人民群众，尊重人民群众，依靠人民群众。

　　有些人只乐意做官，贪图享受，缺乏为人民服务的自觉性、主动性、积极性。在党员、干部的管理上有偏漏，偏重于对有错误的问责，忽视和忽略了对政治责任的追究，形成了纪律、法律管不到的“空白地带”，使一些碌碌无为、贻误改革发展大计者，没有相应地被追究政治责任和领导责任。这一错失深深提醒我们：对干部、党员光要求不贪还远远不够，“无为”也是一种违背宗旨的广泛、显而易见的腐败。我们的党员、干部既要廉政为民，还要勤政为民，既廉又勤才是真正的先进性形象。

　　“无为问责制”是解决公共权力不作为和无所作为的“紧箍咒”。在一些地方的初步推行颇受人民群众欢迎，它表明这些地方的党委、政府正在逐步把工作重点放到履行责任上来，不仅把“无为问责制”作为一种“紧箍”套在了党员、干部的头上，而且作为一个“鞭子”，鞭策和激励干部奋发有为，积极进取，有位有为地为改革发展大计出力献智。

　　问责是一种权力行使的责任担保制度。它要求公职人员或公权机构在接受公权赋予的同时，承担相应责任，起到负责地行使权力、防止擅权和溺职的保证作用。从这个角度来看，责任与权力密不可分，权力与义务密不可分，有权才有责，有责任也有义务。

　　就全局而言，问责制特别是“无为”问责，在我们的政治生活和民主生活中，目前还没有形成氛围，见效不大。这就很有必要建立健全问责制度的硬规定，明确问谁、谁问、问什么、怎么问的基本问题，使问责制从权力性问责向制度性问责过渡，沿着法制的轨道前进。

　　问责制的建立是一系列制度的整合，也是民主政治的一个长期过程。要建立完善的司法和政治民主制度，相应的有限政府制度、强有力的公民权力保障机制，以及健全公共财政制度对官员形成财政平衡约束，营造主动问责、强力问责的良好环境，才能实现真正有效的问责。

　　《左传》中有立德、立功、立言三不朽，孔夫子教人要努力有所立以求不朽，我以为我们今天所推行的“无为问责制”，正是砺炼和造就我们共产党人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精神不朽、业绩昭彰的有力保障。这就是我之所以称赞“无为问责制”的根本出发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