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吸取教训，深刻反思，做到自警、自省、自律”。“党员领导干部必须严格遵守党纪国法，自觉接受监督”……这是黑龙江省绥化市原市委书记马德在组织市委领导干部集体收看《胡长清案件启示录》后，对班子成员的“训示”。

　　“坚持完善干部考察预告制、干部任前公示制、常委会投票表决制”。“领导干部和各级领导班子、各级党组织推荐干部，必须署名，写清推荐理由，实行推荐责任制”……这是马德关于任用干部“制度建设”的“重要讲话”。

　　“坚持用好的作风选人，选作风好的人”。必须采取“领导干部述廉、群众评廉、组织考廉等有效措施，使全市领导干部廉洁自律工作取得新突破”……这是马德在一次市委全委会上的讲话。

　　“决不搞以权谋私和权钱交易”，“带头保持清正廉洁”。“那些有利于个人功利而损害党和政府形象、影响干群关系的事，我们坚决不做。要形成一种敢于讲真话的良好风气，让吹吹拍拍、拉拉扯扯、弄虚作假等不良风气无法立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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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据说，马德的“廉政语录”远不止这些，如果稍加整理，足可以编辑成册、成书。假如不是在一起银行信贷案件中发现他大肆受贿卖官的线索，他不仅可能在仕途上依然官运亨通、飞黄腾达，而且，这些铿锵悦耳、掷地有声的“廉政格言”，说不定还会被一些好事的官员制作成“党员干部廉政教育”的《读本》而“留芳百世”呢！可喜的是，黑幕终于被揭开。他这些年来绞尽脑汁耍弄的这些政治骗术彻底破产了。现在，大家都知道他在一个贫困地区创下了住院一周受贿２４０多万元的丑恶记录，是一位典型的“卖官暴发户”。前不久，法院依法判处他死刑（缓期两年执行）。这个震惊全国的数额特别巨大、手段特别恶劣、涉案人数特别多的“卖官案”，终于画上了句号。但因此而产生的恶劣影响，却远远没有消失。马德的罪恶行径和他的“廉政格言”，黑白颠倒，对比鲜明，已成为当前官场中一道“黑色风景线”。它表明腐败在极个别地区和单位、在极少数官员身上已发展到非常严重的程度，腐败分子越来越隐蔽，越来越狡猾，越来越愚蠢，也越来越滑稽可笑，令人嗤之以鼻。如果认真去研究研究，一定可以从中得到不少启示。它起码可以告诉我们：切不可被假象所迷惑。对一些好说漂亮话、喜欢做表面文章的人，不仅要听他说了什么，更要看他干了什么；不仅要留心他在“人前”的言行，更要关注他在“背后”的作为。从这个意义上说，马德这条政治变色龙已成为我们进行廉政教育的反面教员，他的这些用谎言编造的“廉政格言”，也是一份难得的“教材”。说实在话，马德让我长学问了。为了研究马德和他的“廉政格言”，我还真翻了不少书，查阅了很多资料，终于发现像马德这样“满口清正廉洁，一肚子苟腻肮脏”的官僚并不是个别现象。在中国历代官场上，变色龙并不少见。不少人纱帽变大后，总要信誓旦旦，声言要勤政为民；而私下里却蝇营狗苟，不择手段地弄权，渔色渔利。我去过两次西安，每次都要花很长时间流连在那块名叫《官箴》的石碑前，反复阅读碑文。“吏不畏吾严而畏吾廉；民不服吾能而服吾公。公则民不敢慢，廉则吏不敢欺。公生明，廉生威。”这短短３６个字，字字矶珠，言简意赅，语近旨远，警世醒人，颇堪回味，历来被仁人智士视为圭臬。据史载，这一奇文原为明代山东巡抚年富所作。明史说他“为官清正廉洁，刚直不阿，为后世景仰”。到了清朝，颜希深、颜检、颜伯涛祖孙三代，先后任尚书、巡抚、总督，为表明自己的“廉洁”，分别在山东、浙江、陕西任上将年氏《官箴》刻石立碑。因从未介绍出处，人皆误以为这是颜家自立的官箴。西安碑林的这块碑，就是清道光四年（１８２４）西安令张聪贤受陕西延绥道台颜伯涛之托摹刻的。此公立了这副“官箴”，意在借奇文以自树，欺世盗名。但是屎就一定要自暴其臭，做了贪官，不管用什么东西也藏不住自己的狐狸尾巴。据清代张集馨《道咸宦海见闻录》记载，颜伯涛后来做到了闽浙总督。他在任上，恰逢英人入侵。英国人放了几炮，他就吓得屁滚尿流，狼狈而逃，搞得道光皇帝非常恼火，将他革职还乡。

　　在中国历史上，这类“假廉成贪、内险外仁”的贪官污吏不胜枚举。著名历史学家吴晗在《论贪污》一文中指出：“贪污这一现象，假如我们肯细心翻读过去每一朝代的历史，不禁令人很痛心地发现‘无代无之’，竟是与史实同寿。”新社会是从旧社会脱胎而出的，它的身上不可避免地带上了旧社会的烙印，腐败就是其中之一。这几年，随着反腐败斗争力度的加强和斗争的深入，大大小小的贪官中箭落马者数以万计。他们不但在贪婪本质上与历代贪官是一致的，而且在作秀手法上也有异曲同工之妙。

　　近年来，从陈希同、成克杰、胡长清、王怀忠，到肖正新、胡建学，我已不止一次读过这样的“廉政格言”，总的感觉是一个比一个更加不择手段，更加不知廉耻。有的活像一幕自编自演的讽刺剧，机关算尽，丑态百出，令人啼笑皆非。最近，海南省挖出了一起买官卖官的“窝案”。除海南省的两任工商局长外，还涉及全省８个市县的工商局长。在调查中，办案人员发现一个非常有趣的现象：这１０个贪官，每个都是“集多顶荣誉高帽于一身”。以屯昌县原工商局长吴岩为例，他不仅于１９９６年就当上了“海南省十佳公仆”，而且于１９９７年４月获得了“全国五一劳动奖章”；１９９８年１０月，获得了人事部授予的“人民满意公务员”称号；又于２０００年１２月获得“全国先进工作者”称号。其他的几个贪官，手里也都有几十份甚至上百份各种各样的“荣誉证书”。如果把他们这些年在各种场合作出的那些信誓旦旦的“廉政语录”集中起来，那个不是洋洋万言呀！原四川省交通厅长刘中山，在本地以“清政廉洁”著称，他逢会必讲反腐倡廉，而且“身体力行”。有几次他让门卫把前来行贿者轰出大门，一时传为“佳话”。可是，就是这位“公正廉明”的交通厅长，与人合谋，仅一项就贪污１０００万元。“生命是党给的，我要拼命给党干！”这是河南省某市原地税局副局长卫某的铮铮誓言。他被检察机关立案查处时，反映他“廉洁”事迹的小品正在巡回演出中。这可以称得上最幽默的小品。河南省接连有三任交通厅长“前赴后继”，一个紧随一个堕落，而且一个比一个贪，而这三任厅长都是说大话的高手。首任厅长曾锦城不管大会小会，总是信誓旦旦，表示要廉洁奉公，还举出自己一个拒贿的例子：“一个副市长给我送一万元，我非常生气，骂他说，我就值一万元？”于是，“我就值一万元吗”成了当地百姓的流行常用语了。第二任厅长张坤桐上任伊始，就提出一句他原创的名言：“让廉政在全省高速公路上延伸。”此句比上任厅长的名句更有文采更有力度。他每次下基层视察，临返回时总要打开坐车的后备厢，检查是否有礼品。他说：这不是礼品，而是糖衣炮弹；不是给我补身子，而是挖陷阱。不过，他很快心甘情愿地钻进“陷阱”。他在任职期间，挪用公款１０万元人民币，收受他人贿赂款物６８万元人民币、４万美元。第三任交通厅长石发亮的名言是：“一个‘廉’字值千金”，附带两条原则：不义之财分文不取，人情工程一项不上。但没多久，他就做了一笔大交易。一个价值６４００万元人民币的高速公路标段中标后，开价的回扣是４００万元，结果他同样身败名裂。原沈阳市市长慕绥新，在位时常对媒体说的一句话是“千好万好不如人民说好，金奖银奖不如人民夸奖”……

　　这样的例子写不尽说不完呀！它们集中说明了一个问题：在反腐败斗争越抓越紧的情势之下，贪官们想要蒙混过关，手法必然更为隐蔽，更具有欺骗性。做了婊子就不得不靠树假牌坊来掩盖其丑恶的嘴脸。于是他们像变色龙一样与时俱变，施出各种以假乱真的伎俩。但再狡猾也会留下蛛丝马迹。所以，我们只要擦亮眼睛，密切关注其动向，就不会被假话假象所蒙蔽，他们隐藏得再深，也迟早要被挖出来。

　　在这里值得一提的是，离开了严格、完善的监督制度，任何一位官员都可能台上是人，台下是鬼，当面清正廉洁，背后贪污腐败。这种官员的虚伪性，绝不是个别现象，它揭示了官场一种规律——权力一旦不能被有效监督，必然成为官员牟取私利的工具。反腐败斗争的根本任务，不仅在于要抓住各种各样的贪污腐败官员，而是要彻底改变这种规律，建立起新的官场生态规则。这就是我们从这份“教材”中得到的启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