美国的西部大开发建立在资本主义产权制度的基础上，其重要的特点是由政府出台优惠政策，由私人或私人公司投资开发，在这个过程中发生了许多血腥、贪污、贿赂和无耻的追求暴利的事情。

　　实行欺诈和消灭印第安人部落的政策，大规模地掠夺西部土地。

　　大约自１９世纪３０年代起，美国政府已开始把美国东部的印第安人部落迁移到特别的印第安人保留地(在现在的俄克拉何马、内布拉斯加北部、堪萨斯)。东方各部落的酋长被美国官吏所收买，背着人民签订“条约”，将部落的土地出让，以换取印第安人保留地中美国所答应给予这些部落的土地。可是，印第安人不承认这些欺骗性的条约，为争取留居故土的权利而进行了斗争。美国政府派正规军队予以镇压，烧毁他们的村庄，践踏他们的庄稼，把他们驱赶到密西西比河以西。但不久，美国人又需要这些土地。１８８７年，他们通过了道威士法案，其主旨是取消保留地内的部落制度和土地公有制，规定把土地分配给各个印第安人使用，但印第安人要经过２５年后才取得该地的所有权和美国公民权。经过这样重新分配后所余下的土地，可以由政府购买来转卖给移民。这一法案使得印第安人的新土地又有被夺去的可能。由于实行这一法案的结果，美国印第安人丧失了他们的优良土地。在１８８７年至１９３３年这段时期内，美国全国的印第安人共被剥夺了３６５０万公顷的土地。

　　政府援助私人投资的开发模式，一方面建立了高效、合理的产业结构，完成了大规模的基础设施建设，另一方面为腐败提供了土壤，为大量的投机活动和权钱交易行为提供了机会。

　　对广阔无垠、资源丰富的西部的开发，使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在新的土地上得以推广，使美国经济形成了一个完整的国内市场，对国内人民的生活发生了重大影响。首先，到１９世纪的最后２０年间，美国新垦殖的土地面积超过了英、法、德三国土地面积的总和。美国成为世界上最大的小麦供应国。西部商业性的农业得到了迅猛发展，西部种植的棉花、烟草、麻、谷类以及饲养的牲蓄，还有酿造的威士忌酒运输到新苏格兰及东北各州，交换东部的制造品——铁器、陶器、布匹、靴鞋及其他商品。东部与西部较好地完成了其自身在国内市场的合理分工。其次，大规模的基础设施建设把东中西连成一体。美国在１８５０年时几乎没有铁路穿过中西部，到了１８６０年，中西部就遍布铁路网了。

　　与美国西部的成功开发相伴的是大规模的投机活动和贪污腐败。

　　其一是贿赂政府官员。联邦政府在修建铁路上，主要采取政府援助、私人投资的办法，这样为寻租行为提供了许多机会。在修建联合太平洋铁路时，联合太平洋铁路的董事组织了一个取名为“兴业银行”的建筑公司，为了获得更高的利润大肆行贿。由于公司董事会中有５个人是由政府任命的，所以公司的管理人便引诱这５个人参加公司的股份，分给他们一小部分利润。为了免除国会调查的威胁，公司还派遣一个“自己人”到国会去。为了阻止国会调查“兴业银行”的业务，他们还把公司３４３份股票送给国会中各重要议员。外表上，这些股票是“售出去的”，但购者只付了１００元的代价，这仅等于股票第一年收益的一部分，因为股票的第一年收益就超过了这个数目好几倍。１８７２年，与修建联合太平洋铁路有关的大规模贪污案受到揭发指控，全国为之震惊。共和党各委员会中居高位的人都染指此案，许多众议员以及副总统名誉扫地。联合太平洋铁路的筑路费是９４００万元，实际上他们总共只支出４４００万元，包括贿赂在内，其余的５０００万元尽入私囊。

　　其二是私人公司在投资中采用股本“掺水”的办法，不时发行没有资本的股票。私人投资者把实际和虚构的股票的重要部分攫为己有，以便把中小股东的股息绝大部分窃取过来。伊利铁路于１８６８年至１８７２年间为了投机的目的，把股本掺水，便由１７００万元增至７８００万元。纽约中央铁路的建筑者，曾把纽约至巴法罗一段每一英里的成本内掺进了５万元的“清水”。在纽约中央铁路的资本中，共掺有４８００万元的“水”，该铁路公司每年付给这些“水”股８％的股息，共付了１５年。正如美国进步作家彼提格鲁所说的，美国铁路的兴起和发展的全部历史证明，“它们是由美国人民建筑的，美国人民付出了好几倍的建筑费，但现在却落于一伙恶棍和投机家手中，被他们拿来作为自己和亲信们发财致富，以及掠夺和剥削全国人民之用。”

　　其三是利用新土地政策，采取欺骗伎俩，牟取暴利。西部及太平洋沿岸在内战以前，许多地区或全无人烟，或人烟稀少。为鼓励拓荒，美国政府出台了极为优惠的土地政策，对于最贫苦的工农大众来说，还是无法购买。事实上，大片土地都由联邦政府滥赠给了私人投机家。１８２４年—１８３４年“赠给”瓦布须—阿瑞运河公司的土地达８２６３００英亩。１８６２年，经林肯总统同意实施土地法，规定农民移民占用不得超过１６０英亩的任何荒地，此块土地经过５年的耕种后即成为移民的财产。由于该法的实施，劳动农民与投机公司间为占有西部广大土地而发生了激烈的斗争。政府当时还控制着１０亿零４８１１１６０８英亩的土地，即占全国土地面积的一半以上，但是却准备把这些土地贱卖给工业家、银行家和投机家。东部的工人、破产的农民以及陷于困境的小商人，纷纷涌往西部去购买廉价土地，但是他们却受到铁路公司和政府官员的欺诈。铁路公司及其他投机组织通过豢养的大批挂名职员和代理人，由他们冒充“自由农民”去领取份地。所有这些份地均归公司，然后按投机价格零售给农民。这种欺骗伎俩使得一些投机家和政府官员获得了巨额财富。

　　政府“分赃制”助长了国家机关中的贪污和盗窃行为。

　　美国实行两党轮流执政。选举中获胜的政党，往往把“赃物”——国家机关中重要的和肥美的位置分配给它的拥护者。例如，在１８８４年民主党在总统选举获得胜利后，有１０万共和党官员被解职，而代之以民主党人。这种“分赃”成为美国政府生活的传统，给官吏及立法机关代表开辟了损民肥私的广大机会，滋长了国家机关中的贪污和盗窃行为。在每次竞选之后，成千上万的钻营之徒就来到华盛顿，而新当选的总统和他的内阁，便在几个星期内把官职分配给他们所喜爱的人。这种分赃制的结果是形成了一批卖官鬻爵的“老板”(指郡、市、州的职业政客)，这种“老板”在政党中往往不担任正式职务，但他们的权力却是无限大。他们用欺骗方法夺取大权，他们可以提升公职人员，酬劳忠诚他们的人，惩罚违抗他们旨意的人，控制和指导政策并从中剥削人民的钱财以饱私囊。特维德党羽贪污事件就是其中一个典型案件。在格兰特总统任内，典型的冒险家和投机家特维德在市和州的最重要职位上，都有他自己的人。特维德的党羽连年垄断所有城市公用事业，掠夺居民和市政府，致使市和郡所花费钱的８０％集中到他们的手里。在他的党羽受到指控后，查出了许多贪污事件，例如，兵工厂的经费应为２５万元，却支出３２０万元。法院房舍建筑费为３００万元，但开支簿上登载的约为１１００万元。总计特维德党羽花费纽约的钱，不下１亿元之多。

　　美国的西部开发使一大批冒险家、投机家和政府官员成为新发迹的富豪。他们不择手段地攫取财富，有的从不名一文一跃而成百万富翁、千万富翁，过着极其奢侈、豪华的生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