世界经济开放则兴，封闭则衰。习近平总书记在中国国际服务贸易交易会全球服务贸易峰会上的致辞中提出，各国要“努力减少制约要素流动的‘边境上’和‘边境后’壁垒，推动跨境互联互通”，共同促进全球服务贸易发展繁荣，推动世界经济尽快复苏。在第二十五届圣彼得堡国际经济论坛全会上的致辞中，习近平总书记再次提出，推动经济全球化进程和坚持创新驱动，要“消除贸易壁垒”“打破创新要素流动壁垒”。

党的十八大以来，我国深入推进高水平对外开放，服务业对外开放取得重大进展。如，在外资准入方面，2013年9月，推出自由贸易试验区第一张外资准入负面清单，经过7次压减，外资准入负面清单条目由最初的190项减少至2021年版的27项，压减比例达到85.8%，其中涉及服务业领域的特别管理措施大幅缩减。又如，在服务业扩大开放综合试点方面，2015年以来形成北京、天津、上海、海南、重庆等省市“1+4”示范试点格局，向全国推广了7批35项经验案例。再如，在服务贸易创新发展试点方面，2016年2月国务院在天津、上海、海南等15个省市（区域）部署开展试点，2018年6月进一步深化试点，2020年8月试点地区扩围至28个。6年多来，多批实践性、制度性创新成果在全国复制推广，其中，2021年和2022年分别向全国推广了第一批和第二批共33个“最佳实践案例”。

受益于服务业开放和服务贸易创新发展试点工作的积极推进，我国服务业吸引外资能力明显增强。相关统计数据显示，“十三五”时期，我国服务业吸收外资年均增长4.4%，占比从2015年的69.8%提高至2020年的78.5%，助力我国2020年成为全球最大外资流入国。2021年，服务业实际使用外资金额同比增长16.7%，其中高技术服务业增长19.2%。2022年1—5月，我国服务业实际使用外资金额同比增长10.8%，其中，高技术服务业实际使用外资金额同比增长45.4%。在外资的有力带动下，我国服务贸易实现较快增长、国际竞争力得到持续提升。截至2021年，我国服务贸易规模连续8年保持全球第二位。2022年1—5月，我国服务贸易进出口总额同比增长22.0%，其中，服务出口同比增长26.3%，服务进口同比增长18.2%，贸易逆差同比下降46.0%。

但也要看到，由于经济发展阶段和基础等原因，我国服务贸易国际竞争力依然偏弱。而这很大程度上又与服务业市场开放不足密切相连。根据经济合作与发展组织2021年服务贸易限制指数，在涉及的22个服务行业中，我国有20个行业的限制程度高于国际平均水平。因此，要进一步扩大服务领域对外开放，全面深化服务贸易创新发展试点，进一步放宽服务业市场准入限制，建立健全跨境服务贸易负面清单管理制度，提升跨境服务贸易开放水平，减少制约要素跨国流动的“进入”壁垒。

与此同时，随着经济全球化的加速发展，跨国公司的国际生产日益无国界化，全球日益成为一个统一市场。随着跨国公司把生产布局到全球，诸如规则一致、竞争中性、知识产权保护、环境保护和劳工标准、政策透明度和反腐败等“边境后”和“边境内”措施正日益成为区域或国家间高标准贸易投资谈判的新议题。这是当前国际贸易投资更高水平规则发展的新趋势。如，2022年4月7日正式生效的中国—新西兰自贸协定升级议定书，除了进一步扩大市场开放、提升贸易便利化规则外，还新增了电子商务、政府采购、竞争政策、环境与贸易等4个章节加强“边境后”规则合作。因此，促进我国服务贸易发展，不仅要继续减少要素跨国流动的边境壁垒，更要主动和国际高标准规则接轨，减少要素流动的“边境后”壁垒。

党的十八大以来，我国深入推进公平竞争政策实施，促进各类市场主体公平竞争，有效减少了要素流动的“边境后”壁垒。但也要看到，我国仍存在不同形式的“边境后”壁垒。如，国际经贸伙伴国监管体制和标准的一致性有待改进。又如，部分地方政府还存在诸如变相审批、地方保护等不同形式的市场准入隐形壁垒。再如，我国现行部分规则制度与国际高标准规则和制度尚有一定差距。

为此，可从如下三个方面减少要素流动的“边境后”壁垒。一是不断完善市场监管领域制度供给，持续强化市场基础制度规则统一。通过完善统一的产权保护制度、实行统一的市场准入制度、维护统一的公平竞争制度、健全统一的社会信用制度等，探索与成熟市场经济监管要求相适应的制度安排和政策供给，为包括外资在内的各类市场主体营造平稳有序、安全可靠的市场环境，从而为人才、资金、技术等要素自由流动提供一个公平有序的竞争环境。二是深入实施公平竞争政策，持续破除市场准入的隐形壁垒。全面清理歧视外资企业和外地企业、实行地方保护的各类政策，加快清理和废除各地区含有地方保护、市场分割等妨碍统一市场和公平竞争的各种规定和做法，对新出台政策严格开展公平竞争审查，避免出现“大门开了小门不开”等问题。三是对接跨境服务贸易、电子商务、知识产权、劳工和环境标准、竞争中性、政府采购等方面的国际经贸规则，统筹推进自由贸易试验区、海南自由贸易港、内陆开放型经济试验区等各类开放平台建设，加快推进规则和标准等制度型开放，以优质的制度供给和制度创新吸引更多国际资本在我国投资兴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