财政部金融司司长徐放鸣落马了。一个司级干部因经济问题被捕，今天原本已经算不上新鲜事，但徐放鸣的被捕，却还是引起不大不小的轰动。为什么？原因不外乎有两个：一是财政部是掌管财政大权的地方，比较引人注目，徐放鸣掌管的又是重中之重的金融司，自然格外引人注意；二是有关专家借题发挥，把徐的“出事”原因归于“工资过低”，又一次引发高薪养廉的话题。

　　高官只要涉嫌经济犯罪，就埋怨收入太低，似乎“都是低薪惹的祸”。犯罪的高官们和他们的辩护士，到底不是普通人，有着超出一般的智商，他们这样一来，不仅使犯罪有了看似冠冕堂皇的理由，贪得有理有据，还能变被动为主动，捎带着为“高薪养廉”造一把势：大家不是都反对“高薪养廉”吗？你看，再不实行高薪，还得把多少好干部逼的走上歪道啊！

　　据说，徐司长的月收入是3、4千元，有些人因此觉得他一个政府高官，这样一点收入，在消费水平很高的京城，很难维持“体面”的生活，也就赞同了徐司长被“逼”犯事的说法。但是，更多的人却不能接受“被逼犯罪”说，认为，作为一名政府公务员，每月3、4千元的收入，和绝大多数的人民群众相比，已经属于高收入，何况，作为财政部高官的徐放鸣，还要享受种种福利，比如住房、医疗、补贴、等等，都是普通群众根本不能相比的，另外，他还有许多社会兼职，也都会有不菲的收入，如此这般，何“逼”之有？！

　　所以，造成徐司长“出事”的原因，绝不是什么被“逼”，准确的说，应当是自己“比”出来的。为何会这样说？因为凡是贪官，都有一个共同的特点，那就是好“比”。当然，他们不会和普通人比，也不会和条件不如他们的人比，他们专门找那些民企老板国企老总比，找外国高官比，当然也不是比工作，比贡献，而是比享受，比财富，越比，就越觉得自己吃亏，越比，就越觉得自己委屈，所以，由“羡”生“怨”，又由“怨”生“胆”，最终“贼胆”越来越大，直至走向犯罪深渊。

　　所以，要想制止越来越多的干部出现经济犯罪，不能依靠所谓“高薪养廉”，因为再多的“高薪”在贪官的欲望面前，也会变得微不足道。想要杜绝腐败，就应当反其道而行，来个“釜底抽薪”：端正“比”的风气，彻底纠正盲目攀比的歪风，树立正确比较的好风气。

　　长期以来，由于少数精英占有话语主权，所以，满世界都是他们的抱怨声，都是国家如何亏待了他们，和国内什么人比，他们吃了多大亏；和外国什么人相比，他们也不知吃了多大的亏，所以，仿佛改革的最后任务，就只有怎样补偿精英们，安抚他们受伤的心灵。但是，按照精英的“吃亏”理论，吃亏的人多了，共和国的创建者们吃亏了吗？革命烈士吃亏了吗？老工人老农民吃亏了吗？他们又和谁去比呢？

　　过去，老一代革命者也比，他们是和烈士比，和贡献大的人比，越比，干劲越大，越比，对自己要求越严格，雷锋、焦裕禄、王进喜就是这样“比”成了英雄模范。今天，有些人也在“比”，大款们比富，花天酒地，但是就是不比外国富人的慈善心；体育明星们比收入，动不动就是外国明星收入多少，但是，就是不比人家国家是否花费巨资培养明星；政府官员比外国的官员收入几何，就是不比人家的严格问责，收入透明；所以，这样比的结果，只能是越比怨气越大，越比风气越坏。

　　在“比”风盛行的时候，真正该比的人却没有比，农民工们拿着最微薄的收入，干着最艰苦的劳动，但是，他们连比的资格也没有，贪官们比来比去，觉得吃亏可以心安理得的去贪污；明星们比来比去觉得吃亏，可以频繁走穴，漫天要价；民工们连自己劳动所得也要不回来，被逼的去跳楼，还被说成是“跳楼秀”，弱势群体竟然弱到连死的权利都没有。

　　所以，建议我们的传媒，平日里多主动的进行一下比较，让那些由于一己私利而遮住眼睛，不能进行全面比较的人们，看一看在这个世界上，也有好多人，干的比他们多，收入比他们少，但活的比他们充实。象任长霞、郑培民、牛玉儒，他们之所以成为人人敬爱的英雄，就是他们知道应该怎样去比，从而让那些人清醒一下，知道自己不可以过于贪婪。

文章来源：（人民论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