来到陕西韩城，不能不拜谒一座祠和一座墓。墓的主人是司马迁，祠就是为纪念他而建。

夏日的关中大地，有些闷热，可进入祠墓景区，却立感到一阵清凉，尤其司马古道两旁，松柏苍翠，透来丝丝凉爽的风。这条古道春秋战国时就有了，是当时通向长安的要道，路面风雨洗刷、突兀不平的巨石，证明着它的古老。

祠和墓的具体位置在古道旁的高岗上，略显陡峭。我们沿石阶而上，躬背前行，在通往顶端的途中，先后走过上书“高山仰止”“史笔昭世”“龙门才子故里”“河山之阳”的四座牌坊，便到了司马迁墓前。

墓冢所在是个院落，两株高大古柏遮挡了云日，让院内显得凉爽静穆。一座供祠立在那里，里面是一尊司马迁全身塑像。供祠后面即为司马迁墓冢，它呈圆柱形状，隆起的土堆上面长着巨大的分叉古柏，嵌入墓冢的墓碑上刻有“汉太史司马公墓”字样，十分醒目。

驻足在司马迁墓冢的旁边，一行的我们不禁感叹：这就是《史记》的作者——伟大的司马迁啊，他此刻和我们是如此接近！煌煌五千年华夏史，是他记载了三千多年，如果没有这位先人，不知我们这些后人将怎样去回望历史。眼前的情景，引发了我对历史的遐思。

司马迁出身于史官世家，年幼时即随父亲习字读书，十岁已能诵习《尚书》《左传》等书，受太史令父亲的训导，二十岁时又开始游历天下，遍访河山搜集古人古事、旧闻遗风，那个时期的司马迁，打下了扎实的史学功底，并已立下修史志向。如果没有中途变故，他也一定会继续做太史令，记述前朝历史，成为一个不错的历史学家。

但中途发生的李陵之祸，极大地改变了司马迁的一生。太史令当不成了，以这一身份去正常记述历史干不成了。在那个时候，遭受宫刑之人，生前遭人歧视、死后不能入祖坟，背负着这样的屈辱，活下去都无比的艰难。但是，司马迁没有选择沉沦，没有选择厌世，而是忍辱负重，以另一种顽强执着的方式去完成自己的夙愿，最终向后人奉献出“究天人之际，通古今之变，成一家之言”的鸿篇巨制，并以此成就了自己伟大史学家、文学家和思想家的历史地位。

到底靠什么力量做支撑，是来自对父亲的孝道？在《太史公自序》中，司马迁讲述了父亲对他说过的话：我们的祖先本是周朝的太史，远在上世就取得过显赫功名，后来衰落了，难道要断送在我这里吗？如今汉朝兴起，海内一统，贤明君主、忠义臣子的事迹，我作为太史而不论载，中断了国家历史的记载，对此我心里十分不安，你可要记在心里啊。司马迁也曾流泪答复父亲：小子虽然不敏，但父亲的话我记下了，我一定要把父亲编纂历史的愿望全部完成，不敢有丝毫的缺失。承诺的事情必须兑现，否则就是对父亲的不孝，也许就是这“孝之大者”，成了司马迁仍要立志修史的一大精神动力。但是我又感到，司马迁最大的力量最终还是来自他自己，是“究天人之际，通古今之变，成一家之言”的伟大志向支撑着他。他从历史上那些忠臣圣贤那里汲取了巨大的榜样力量，他在痛彻吟咏：“文王拘而演周易，仲尼厄而作春秋，屈原放逐乃赋离骚……诗三百篇，大抵圣贤发愤之所为作也”。这就是司马迁，他以不屈的精神向命运顽强抗争，终成为辉耀古今的史学大家，他的人格精神和他的作品一样具有永恒的魅力。

想到这里，望着司马迁墓冢，我又增添了更多的崇敬之情。《史记》是在记述历史，可他不是简单地因循旧例、中规中矩，而是将《史记》写成了史诗。这部史诗，既为皇帝树碑，又为凡人立传，只要他们对历史有大的影响或贡献，就可以进到他的《史记》中来。“史家之绝唱，无韵之离骚”的赞誉是当之无愧的。班彪赞扬其文采，“善述序事理，辩而不华，质而不野，文质相称，盖良史之才也”。班固赞其史学家的本色，“其文直、其事核，不虚美、不隐恶”。这是多么可贵的历史观念和意识。

记得刚进墓冢景区时，迎面场地上矗立着一尊高大的司马迁塑像，只见他眺望北方，目光中似有巨大而焦急的期盼；又想起供奉祠里他的雕像，也是这样面向北方，神情与这尊十分相像。人们说，他是在焦急地期盼着那个降将李陵的归来，如果李陵以汉将的身份得胜归来，那么，司马迁身上的所有冤屈、耻辱，也将随之被洗刷。但是，我想这一切都已不重要，因为太史公的精神和他的《史记》已流传千古，并将继续流传和承继下去，它们将胜过一切。

你看，“龙门有灵秀，钟毓人中龙。学殖空前富，文章旷代雄。怜才膺斧钺，吐气作霓虹。功业追尼父，千秋太史公”，刻着著名历史学家郭沫若题诗的石碑就在太史公的殿前，这题诗代表着后世对司马迁一生的至高评价。

“人固有一死，或重于泰山，或轻于鸿毛”，司马迁和他的《史记》早已融入了中华民族的人生观、价值观。

司马迁祠最高台阶的院内那两棵高大的古柏，它们枝繁叶茂，遮蔽了云日。站在院内远望，古老的黄河向南流去，两岸生机勃勃，一派繁华，在历史与现实的交融中，我的思绪亦随之而飞驰。（王会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