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自愿接受党的一切考验和审查”。

35年前，湖州青年吴水霖在他的入党申请书中写下了这句话，那是他参加工作的第九个年头，那一年他29岁。

35年后，重温这句话时，吴水霖却出现在浙江省温州市中级人民法院的法庭上。这名64岁的浙江省湖州市政协原主席，坐在被告席上，等待着法律对他的审判。

7月11日，法槌敲下，“对被告人吴水霖以受贿罪判处有期徒刑七年，并处罚金人民币三十万元；对吴水霖已全部退出的受贿所得人民币431.9702万元、港币100万元、美元3000元，予以没收，上缴国库”。

法庭经审理查明，2006年至2018年10月间，被告人吴水霖利用担任湖州经济技术开发区党委书记、湖州市委常委、常务副市长、市委政法委书记、市政协主席的职务便利，为有关单位和个人在企业经营、职务晋升、工作调动、假释审批等事项上谋取利益，先后多次非法收受他人以合作投资、挂名领薪、代付款项、借款等形式所送财物，共计折合人民币514.2781万元。

“考验”显然是没能经受住，当年的那句话，只应验了后半句——接受党的纪律审查。

浙江省纪委监委在对吴水霖的通报中，连用三个“毫无”：毫无党性原则、毫无底线意识、毫无廉耻之心。究竟是什么原因，使这位出身世代农民家庭、受党培养多年的正厅级领导干部沦落到如此地步？

自认高明、心存侥幸：“过去的一些做法都是作了规避的，组织上未必清楚”

大多数违纪违法的党员领导干部都存在侥幸心理，这一点在吴水霖身上表现得尤为突出。

“组织这么大，很难知道得那么清楚、那么全面，组织也会有顾不过来的时候，也会有百密一疏，有些情况也会有不了解、不知道的。所以，只要多加掩饰，组织是不可能掌握所有情况的。”这是吴水霖忏悔书中的一段，正是他侥幸心理的真实写照。

“心思缜密、考虑周全”是吴水霖的自我评价。他的侥幸除了建立在“组织百密一疏”的错误认识上之外，更多的是对自己能力和手段的“自信”。

据办案人员介绍，吴水霖的反调查意识很强，为了“不让组织完全了解自己”，他在实施违纪违法行为时，有意识地设法抹掉痕迹。长期以来，在与别人的经济往来中，全部使用现金，目的就是不让组织发现问题，从账目上看不出资金流向。为了掩盖个人行踪，在车改前，他实际有两个驾驶员，一个是机关事务管理局指派的，一般公务活动都由这名驾驶员负责；一个是他自己选的熟悉的驾驶员，上下班以及处理私事的时候就让这名驾驶员开车。为了减少知情点和知情面，吴水霖对人，特别是对身边的人，织起了一张“防护网”，他从不把办公室的钥匙交给他的历任秘书们，为的就是不让他们知道太多。哪怕买一间单身公寓，也以他人的名义“代购”，这样一来不用向组织进行房产申报，二来在里面处理私事也不容易引起外界关注。

平时对组织日防夜防、百般规避，一旦东窗事发，就全面对抗、大量串供。

2014年，浙江省委巡视组巡视湖州期间，收到举报，反映吴水霖向老板汤某某借款50万元长期不还的问题。巡视组向其了解情况时，他与儿子吴某统一口径，并指示吴某将本息共计100万元迅速归还该老板，“有惊无险”躲过此事。

2018年9月至10月，在浙江省委新一轮巡视中，吴水霖得知巡视组在了解浙江某公司开发房地产项目的有关问题后，担心自己收受该公司法定代表人楼某某贿赂的问题败露，赶紧把在杭州创业的儿子叫到湖州，商量对策，统一口径。他“教”儿子如果组织上找谈话，要怎么回答，怎么应对，怎样尽可能地规避问题、隐瞒真相、保全自己。在纪检监察机关找其儿子谈话后，他主动向市委书记“说明情况”，却连用“3个从来没有”和“12个任何情况”，来掩饰自己内心的慌张。

吴水霖之所以敢如此和组织对抗，原因就在于“心想自己过去的一些做法都是作了规避的，组织上未必清楚，而自己却是很有底气的”。正是这种自信过头的自负，导致他产生严重的侥幸心理，使他一次次失去向组织交代问题的机会。及至成为“阶下囚”，他才认识到自己“自以为是，自作聪明，盲目自信，盲目自大”。对党不忠诚、不老实，不讲政治、不讲纪律，吴水霖自称“在对抗组织中酿成了人生悲剧”。

漠视纪律、放任而为：“认为纪律是对着别人，不对着自己”

时至今日，吴水霖还清晰地记得26年前，他第一次违规违纪的情形……

时间回溯到1993年，那时的吴水霖是一名年轻有为的副处级干部，组织看好他，送他外出学习。学习期间，吴水霖结识了一名“商人朋友”，并由此迈出了违纪的第一步。“当时，心里也是惴惴的，感到很沉，很对不起组织。回到学校，一进校门顿觉磨盘压心，脸上发烫。”然而，纪律的篱笆一旦打开，便一发不可收拾，很快，他那“惴惴之心”便过去了，认为在这里人生地疏，熟人看不见，组织上也不知道，不会有什么事。

“轿夫湿鞋，不复顾惜”。第一次尝到“甜头”后，吴水霖先前的自我节制便开始一点点瓦解。学习回去之后，他继续自我放任，不想回头。“一念放恣，则百邪乘衅”。随着所犯错误越来越多，吴水霖内心深处对纪律、规矩的敬畏感渐渐消减。思想上无禁忌，行动上便不自重、不检点、不节制，致使有些错误，一犯再犯、互相交织，不能自拔。

到后来，讲纪律、守规矩这些话，吴水霖也就只在开会、学习时嘴上说说，总认为“纪律是对着别人，而不是对自己”。而且错误地以为一些违纪问题只是小问题，无碍大局，即便组织知道了，不外乎批评几句、谈个话、写个检讨、给个党纪处分，总之不会有大危害。

然而2010年，一件吴水霖眼中的“小问题”却给他带来了大危机。

社会人员凌某偶然得知了吴水霖违反生活纪律的问题，并扬言要到网上曝光。惊闻此事，吴水霖头皮一阵发麻，“心想这下完蛋了，要前功尽弃。好不容易得来的名声地位就要毁于一旦。”那时，他既不敢对外声张，更不敢向组织汇报，想来想去觉得只能找人“私了”。于是，他便让一名受过自己帮助的曾经的下属、湖州经济技术开发区党委副书记徐某某（已另案处理）出面解决。徐某某为替老上司摆平此事，前后共支付给凌某68万余元（凌某因涉嫌敲诈勒索罪被公安机关立案侦查）。当精疲力尽的徐某某给吴水霖打电话汇报“终于摆平了”的时候，吴水霖长长地舒了一口气。

丑闻总算被掩盖掉，但问题的性质却更严重了。那68万余元实质就是变相受贿，这一下，生活纪律问题演化成职务犯罪了。既有的错误得不到改正，吴水霖在犯错的道路上越走越远……

私心膨胀、爱子不当：“年过半百以后，想自己、想孩子多了，从自私自利发展到违纪取利、以权谋利”

在吴水霖案庭审现场，旁听席上坐着一名三四十岁的男子，公诉人的起诉书还没宣读完毕，该男子便快步走出法庭，来到走廊上掩面抽泣。该男子就是吴水霖的儿子吴某。

记者梳理吴水霖严重违纪违法行为，发现大部分都发生在他50岁之后，且其违纪违法的金额，超过一半直接与儿子有关：2004年向老板汤某某借钱50万元用于给吴某做生意，直到十年后省委巡视组过问此事才归还；2007年，接受老板楼某某以“投资”方式为吴某的公司提供资金200万元，2006年至2018年期间，吴某在楼某某的公司领“空饷”共计64万余元；2010年向老板丁某某“借款”100万元港币，用于吴某炒港股。

“我前半生因为工作，对儿子关心很少，基本没时间陪他。”基于这种补偿心理，当2001年儿子从国外读书回来在杭州创业受挫时，吴水霖决定尽一尽“做父亲的责任”，好好弥补过去几十年对儿子的亏欠。

但一向“考虑周全”的吴水霖又不敢轻举妄动，过于直接明显地收受好处，“怕影响自己升官提拔，甚至结束政治生涯。”

此时，他的“缜密”再次得到了体现。一是在目标对象选择上，为了保险起见，他将目光锁定在湖州有项目的杭州老板，并将这些受过他帮助或日后可能还需要他帮助的老板介绍给儿子，频频暗示他们要对儿子的生意多加“关心”。二是在受贿方式的选取上，他拒绝采取收受干股这类“太明显，容易暴露”的方式，而代之以“投资入股”等相对隐蔽的手段。三是为行贿人所办事项上，大多是企业经营、款项支付、职务晋升等风险“相对较小”的事。

尽管花样各异、手法不同，但实质就是为了一个字——钱。正如吴水霖自己所说，“年过半百以后，想自己、想孩子多了，从自私自利发展到违纪取利、以权谋利”。

然而，吴水霖只想着自己和儿子，却忘记了母亲临终前的教导。当公诉人提及吴水霖的母亲时，他在法庭上第一次落泪了。“我母亲是旧社会讨饭的农家女，从小教育我，凡事不忘共产党，听党话，跟党走，要做一个正直的老实人。”在最后陈述阶段，吴水霖痛哭道，“我被提拔为副县级领导干部不久，母亲就因病去世，临终前她嘱咐我要好好工作，为她、为家庭争光，不要丢她的脸。但现在我沦落到这样的地步，犯下这样的罪行，我不忠、不孝、不耻。有一天我也走了，再见到母亲，该如何面对她……”

母亲的教导和临终时满怀期许的眼神，成了吴水霖心头的一根刺。他说，在接受组织审查调查的日子里，晚上经常做梦，总是梦见母亲，就在开庭前一天晚上，母亲还出现在梦里，只是，他已不敢直视母亲的眼睛了。

忏悔录

我是一个受党教育几十年的老党员、老干部，曾对党充满着无限的感情和依恋，却走上了违纪违法的道路，刚刚退休没几天就被留置，成了一个耻于见人、愧于对党的罪人。回想过去，我也曾有过激情燃烧的岁月。但多年来好话听多了，人就飘飘然起来，放松了学习、放松了改造，自不珍惜、迷途不返、错误连连。今天，我内心交织着羞情、悔意、苦味，无以言表，只任泪水盈眶、滴落纸上，写下这无尽的忏悔……

自认高明，在抗拒组织中酿成人生悲剧。我是靠着党，靠着组织培养一步步成为正厅级干部的。本来应当相信组织、依靠组织、服从组织，却在私心私欲的蒙蔽下，产生了错误思想，认为只要多加掩饰，组织是不可能掌握所有情况的。我在实施违纪违法行为时，就做一些反侦查措施，抹灭违纪违法的痕迹；在平时挖空心思，制造种种假象，企图逃避组织调查；发现组织在调查时，抱着全面对抗的态度，进行串供。现在想想，真是愧对组织的厚爱，内心无比悔恨。

道德沦丧，在违反纪律中演变成为犯罪。长期以来，自己错误地认为，生活问题是小节，生活作风是小事，无碍大局。即使外面有风声、有议论，也只是一时说说而已，不会有什么大的危害、造成多大的影响。至于纪律意识、规矩意识，更是非常淡漠，平时开会学习时经常在口头说，但一涉及到自己实际，就忽视了、忘记了，就不当回事了。思想上无禁忌，行动上就不自重、不检点、不节制，甚至发展到了不收敛、不要脸，肆意妄为、道德沦丧，在错误的道路上越走越远。

贪欲膨胀，在追逐金钱中走向身败名裂。思想防线出现缺口，道德观念随之滑坡，本来深藏心底的贪婪也慢慢占了上风，特别是儿子从国外读书回来在杭州创业却不顺利，更是让自己攫取经济利益的念头强烈起来。在党纪国法的利剑高悬下，自己又不敢过于直接和明显地收受好处。所以把目光投向了在湖州有项目做生意的杭州老板，希望利用他们有求于我的机会，把好处给吴某。现在回忆起来，心痛不已，我居然被金钱奴役到了这个地步！我的灵魂是肮脏的，我的思想是贪婪的，我的行为是违法的。

在长长的反思和深深的忏悔中，我痛切地感到自己的错误是非常严重的，教训是极其深刻的。

教训之一，思想不能蜕变。思想蜕变，必然导致行为堕落，这些年来，我的思想标准越来越低，个人主义、享乐主义思想不断膨胀、放大，特别是生活作风从放松，到放开，甚至发展到放纵，使自己节节败退，全面崩溃。

教训之二，纪律不可松懈。纪律体现在生活、工作的方方面面，我的悲剧人生是从违纪开始的，小不理，害全身，纪律一旦放松，就会“温水煮青蛙”，慢慢地失控、失常，失去理智，走向彻底失败。

教训之三，当官不能发财。口头上我也经常这样说，但在行动上，却自觉不自觉地和那些老板比，总觉得心里不平衡，特别看到儿子生意不顺的时候，心里更加不安分了，私欲作祟，变换手法，以图谋利“发财”。伸手必被捉，最后落到今天的可悲下场。

——摘自吴水霖忏悔书

（记者 申晚香 刘一霖 颜新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