据史书记载：“风翔法门寺（今属扶风县）有护国真身塔，塔内有释迦牟尼佛指骨一节，三十年一开塔。开则岁丰人泰。元和十四年正值开塔之年，正月，宪宗遣中使杜英奇押宫人三十，持香花迎入宫内，供养三日，乃送诸寺。王公士庶，奔走舍施。百姓有废业破产、烧顶灼臂而求供养者。”

时任刑部侍郎的韩愈见此乱象，便向唐宪宗李纯上《谏迎佛骨表》以劝谏。他言辞激烈地指出，信佛对国家无益，甚至自东汉以来信佛的皇帝都短命。结果惹得龙颜大怒，韩愈差点被处死，幸得宰相裴度等力保，后被贬为潮州刺史，责令即日上道。

韩愈被押送出京不久，其家眷也被赶出长安，年仅12岁的小女儿不幸染恶疾，惨死在驿道旁。当他策马行至蓝关时，侄子韩湘赶来为他送别,他深情悲愤地写下了千古名诗《左迁至蓝关示侄孙湘》：一封朝奏九重天，夕贬潮州路八千。欲为圣明除弊事，肯将衰朽惜残年。云横秦岭家何在？雪拥蓝关马不前。知汝远来应有意，好收吾骨瘴江边。

韩愈出身唐代官宦世家，其高祖至其父四代为官。韩愈兄弟3人，大哥韩会，二哥韩介，老三韩愈。韩介早逝，韩愈3岁时父亲去世，便跟随大哥韩会生活。后来，韩会亡故，韩愈就由他的寡嫂抚养成人。韩愈少时生活状况颇为艰苦，但刻苦好学，自言“生七岁而读书，十三而能文”“前古之兴亡，未尝不经于心也；当世之得失，未尝不留于意也”。19岁到30岁，韩愈在京师应举求官的10余年间也是“饥不得食，寒不得衣”“无僦屋赁仆之资”。他先后3次落第，25岁时才中进士。而在唐代，进士只是入职身份而非实际官职，想做官还要再过吏部的博学鸿词科考，韩愈又连续3年应博学鸿词科，都没有中。他又3次上书宰相求官，也没有得到。30岁时韩愈终于在汴州宣武节度使董晋手下做了个观察推官，开始了仕途生涯。

贞元十八年，时年34岁的韩愈任国子监四门博士，“千里马常有而伯乐不常有”的名篇《马说》就写于这段时间。贞元十九年，长安及关中地区发生严重旱灾，在群臣缄口不言的情况下，时任监察御史的韩愈为民请命，上书朝廷，讲实话、报实情，请求朝廷减免或缓征赋役，因此被贬到“天下之穷处”阳山（今属广东省阳山县）做县令。但他没有怨天尤人，而以社稷为重，勤政爱民、廉洁奉公，施农耕、行仁政、兴文教，一改阳山蛮荒穷困的面貌。

在贬官潮州后，他发现潮州地处偏僻，教育不兴，农耕方式原始，陈规陋习甚多，便大刀阔斧进行改革，为当地百姓做了4件好事：一是驱除鳄鱼。潮州有一条江名为鳄溪，因为江里有很多鳄鱼，经常吃过江百姓。韩愈在名篇《祭鳄鱼文》中写道“选材技吏民，操强弓毒矢”，为民除害。二是劝农桑治水利，推广北方先进的耕作技术，整治水患。三是赎放奴婢。下令奴婢可用工钱抵债，钱债相抵就给人自由，不抵者可用钱赎，不得蓄奴。四是重办州学，请儒家先生，建学堂。韩愈之前，潮州只有进士3名，韩愈之后，到南宋时，登第进士就达172名。韩愈在潮州的政绩颇受百姓推崇，人言“潮州山水皆姓韩”，祭鳄之地被命名为“韩埔”，渡口被叫作“韩渡 ”，鳄溪被更名为“ 韩江”，原来的笔架山称“韩山”。《潮州府志》上记载：一千多年来，潮州后任的官员，以韩愈为榜样，基本上都是政绩卓著，没有贪官污吏。

永贞元年顺宗即位，韩愈改任江陵法曹参军。宪宗即位后韩愈累升至国子博士。元和十三年，韩愈跟随裴度征讨淮西吴元济叛军有功，升为刑部侍郎。元和十五年穆宗李恒即位，韩愈 任国子监祭酒。长庆二年转任兵部侍郎的韩愈单枪匹马，冒着生命危险赴镇州宣慰乱军，不费一兵一卒，化干戈为玉帛，平息镇州之乱，史称“勇夺三军帅”。长庆三年元月，韩愈晋升为京兆尹兼御史大夫。在韩愈治理下，京城长安社会安定，盗贼不起，米价不扬。

长庆四年，57岁的韩愈卒于长安。苏轼曾称赞他“文起八代之衰，而道济天下之溺”。纵观韩愈一生，他倡导的“文以载道”和“为官一任造福百姓”的为政思想，都对后世产生了深远影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