陕西是中华民族和华夏文明的重要发祥地之一，有着光荣的革命历史。党中央在延安十三年，领导中国革命事业从低潮走向高潮、实现历史性转折，培育形成的延安精神是中国共产党人精神谱系的灿烂华章。

★ 英勇之师

1935年10月21日，为打退尾追中央红军的国民党军骑兵部队，毛泽东决定主动出击“切掉这个尾巴”，由彭德怀具体部署和指挥，史称“切尾巴战斗”。红军在吴起镇依托有利地形，经过数小时激战，击溃国民党军骑兵4个团，歼敌数百人。

战斗结束后，毛泽东赋诗赞扬彭德怀，写下“山高路远坑深，大军纵横驰奔。谁敢横刀立马？唯我彭大将军”的名句。彭德怀则谦虚地将最后一句改为“唯我英勇红军”。

★ 窑洞之问

1945年7月1日，由黄炎培、褚辅成、冷遹、左舜生、傅斯年、章伯钧等6人组成的代表团到访延安，毛泽东在杨家岭热情接待了黄炎培一行，同他们交换了对时局、民生的看法。

期间，毛泽东邀请黄炎培等人来住所做客，此次会面给黄炎培留下深刻印象。

回到重庆后，黄炎培在《延安归来》的结尾部分，记录了这次谈话。“有一回，毛泽东问我感想怎样？我答：我生六十多年，耳闻的不说，所亲眼看到的，真所谓‘其兴也勃焉，其亡也忽焉’……总之没有能跳出这‘周期率’。”“毛泽东答：我们已经找到了新路，我们能跳出这周期率。这条新路，就是民主。”后人把这次谈话称为“窑洞对”。

一百年的风雨征程，中国共产党领导中国人民，用一个又一个胜利回答了“窑洞之问”，探索出一条长期执政条件下解决自身问题、跳出历史周期率的成功道路。

★ 兴国之光

1940年秋，毛泽东提出一个具有战略意义的命题，“延安作风打败西安作风”。显而易见，“延安作风”指共产党的作风，“西安作风”指国民党的作风。这既是充满哲思的揭示，也是铿锵豪迈的宣言。

何为“延安作风”，也许，旁观者的描述最有说服力——1936年，美国记者埃德加·斯诺访问延安，看到毛泽东住在简陋的窑洞，周恩来睡的是土炕，彭德怀穿着用缴获的降落伞改制的背心……从中发现一种独特的力量。他把这种力量称作“东方魔力”，并断言这是中华民族的“兴国之光”。

1938年3月底的一天，毛泽东在凤凰山会见了加拿大共产党员诺尔曼·白求恩，和他进行了长时间的谈话，热情赞扬他不远万里来到中国，帮助中国人民的抗日战争。当晚，白求恩在日记中写道：“我现在明白为什么毛泽东那样感动着每一个和他见面的人。这是一个巨人！他是我们世界上最伟大的人物之一。”1940年，爱国华侨领袖陈嘉庚前来慰问抗日将士。毛泽东在窑洞前，用自己亲手耕种的蔬菜招待陈嘉庚，总共才花费了2毛钱。而在两个月前，蒋介石在重庆隆重设宴款待陈嘉庚，一顿饭便花费了800大洋。两相对比，陈嘉庚十分感慨：“中国的希望在延安！”

★ 文艺之盛

1942年5月2日，延安文艺座谈会在杨家岭举行第一次会议。延安文艺界人士周扬、丁玲、艾青、何其芳、陈荒煤、林默涵、周立波、华君武、吕骥等100多人出席。5月23日，毛泽东在闭幕会上作了重要讲话，他强调：“为什么人的问题，是一个根本的问题，原则的问题。”“我们的文学艺术都是为人民大众的，首先是为工农兵的。”

在毛泽东延安文艺座谈会讲话精神的指引下，广大文艺工作者纷纷奔向抗战前线，深入农村、部队、工厂，接触群众，体验生活，创作了《白毛女》《兄妹开荒》《逼上梁山》《王贵与李香香》等一大批反映现实生活的群众喜闻乐见的优秀作品。其中，《白毛女》是由延安鲁迅艺术学院的艺术家们集体创作的中国第一部新歌剧，通过真实而富有传奇色彩的故事，揭示了“旧社会把人逼成‘鬼’，新社会把‘鬼’变成人”这一鲜明的时代主题。

★ 忠诚之魂

1944年9月5日，中央警备团战士张思德在大生产中因炭窑崩塌而牺牲，年仅29岁。

张思德是四川仪陇人，1932年参加革命，经过二万五千里长征考验，负过伤，是一个忠实为人民服务的共产党员。

1944年9月8日，中央直属机关在枣园后沟西山脚下的操场举行张思德烈士追悼大会，毛泽东参加追悼会，题写了“向为人民利益而牺牲的张思德同志致敬”的挽词，并发表了《为人民服务》的演讲，指出：“我们这个队伍完全是为着解放人民的，是彻底地为人民的利益工作的。”“我们为人民而死，就是死得其所。”

翌年，毛泽东在党的七大政治报告中指出，“紧紧地和中国人民站在一起，全心全意地为中国人民服务”，这是“我们共产党人区别于其他任何政党的又一个显著的标志”。也就是在这次会议上，“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作为中国共产党的根本宗旨，被正式写进了党章。

★ 父子之情

1946年1月7日，毛泽东的长子毛岸英从苏联留学回国，到达延安，见到了阔别10多年的父亲。

在王家坪的住处，毛泽东告诉毛岸英，“你在苏联的大学毕业了，可是你学的只是书本上的知识，你还没有上过中国的‘劳动大学’，到农村去，拜农民为师。在这个大学里，可以学到许多书本上学不到的知识。”

1946年初春，毛岸英来到延安县柳林区吴家枣园吴满有家接受劳动锻炼，遵照毛泽东“补上劳动大学这一课”的要求，毛岸英和农民睡一样的土炕，吃一样的粗粮，干一样的农活。

★ 五老之尊

延安时期，人们将徐特立、林伯渠、董必武、谢觉哉、吴玉章等5位老同志，尊称为“延安五老”。林伯渠1905年8月加入同盟会，1921年1月，加入上海共产主义小组。董必武辛亥革命时在武汉加入同盟会，1920年秋，他在武汉建立共产主义小组，是党的创始人之一。吴玉章1905年加入同盟会，1925年入党。谢觉哉1919年参加五四运动，1925年入党。徐特立1911年在长沙参加辛亥革命，1927年5月入党。

在延安时，林伯渠仅住一孔窑洞，全部家当就是一堆书和一个铺盖卷。徐特立初到陕北时，担任中华苏维埃中央政府西北办事处教育部部长，有一次，他到瓦窑堡的列宁小学去听课，因为身着破旧棉袄，腰间扎着一根绳子，教员王志匀以为他是马夫。第二天，他与董必武、冯雪峰又去听课，一一介绍过后，王志匀才恍然大悟，对徐特立敬佩不已。

谢觉哉被称为“人民司法制度奠基者”。长征时，谢觉哉有一块毛毯，露营时，他总是与徐特立一同盖上。有时，由于双方都想让对方多盖点儿，结果谁也没有盖好。

吴玉章60岁寿诞时，中共中央祝词说：“你在六十年的生活中，有四十年是过的革命家的战斗的生活。”

“延安五老”都是具有长期革命经历的老共产党员，具有坚定的革命信仰；他们都受到过良好教育，具有渊博的知识；他们都担任过党政及教育系统高级职务，以高尚的人格风范在党内外享有崇高威望，铸就了共产党人竭尽忠诚、含辛茹苦、勤政为民的光辉形象，赢得普遍尊敬。

★ 鱼水之情

1947年6月8日，国民党军已进至距王家湾几十里的地方，情况非常紧急，中央机关决定转移。

老百姓听说部队要走，忙着坚壁清野。毛泽东一面指示部队派出一些人去帮助群众，一面特别关照说：“要有计划地组织老乡撤退，不能让老乡乱跑，把我们的行动方向告诉村干部，让他们带着群众转移。”有人担心这样会暴露行踪，提议让老乡向其他方向转移。

毛泽东一听，严肃地说：“不行！现在军民已凝成一体，我们应该对群众负责到底，害怕暴露目标就不顾群众的安全，这是什么群众观点？”

★ 人民之重

1947年10月10日，毛泽东在佳县神泉堡起草了《中国人民解放军宣言》，这个宣言第一次提出“中国人民解放军”全称，第一次以宣言的形式郑重向国内外宣布“打倒蒋介石，解放全中国”的口号。

10月17日，毛泽东一行从神泉堡来到佳县县城。一进县委大院，毛泽东就问：“群众的生活怎么样？”县委书记张俊贤说：“困难是有的，我们现在正在想办法解决。”当时，佳县县委正在召开战后第一次区委书记和区长会议，讨论配合大军反攻和土地复查等问题。毛泽东指示他们要继续带领群众搞好土改，做好支前工作，为解放全中国作贡献。毛泽东讲完后，佳县县委的同志请他给县委题词，由于找不到像样的白纸，就找了一块白布。第二天，毛泽东在白布上挥笔写下“站在最大多数劳动人民的一面”。

江山就是人民，人民就是江山。

“人民”二字，早就镶嵌在共和国的名字里，融入我们党的根基和血脉里。直到今天，佳县县委大院的影壁上，“站在最大多数劳动人民的一面”几个大字仍熠熠生辉。

★ 创业之艰

1941年春，八路军第三五九旅官兵在旅长王震的率领下，开进了荒无人烟的南泥湾，掀起了一场轰轰烈烈的大生产运动。

彼时，抗日战争正进入战略相持阶段，由于日本帝国主义的疯狂进攻和“扫荡”、国民党反动派的军事和经济包围，陕甘宁边区和各个敌后抗日根据地处于最困难的时期，党领导下的革命力量，面临着空前的危机和挑战。

在延安生产动员大会上，毛泽东作了生动而深刻的讲话，发出“自己动手”的号召。他说：“面对严重的困难，我们是饿死呢？解散呢？还是自己动手呢？饿死是没有一个人赞成的，解散也是没有一个人赞成的。还是自己动手吧！这就是我们的回答。”

为摆脱困境、打破敌人的封锁，中共中央提出“发展经济，保障供给”的总方针。毛泽东挥毫写下“自己动手，丰衣足食”八个大字，发动边区军民开展大生产运动。

在这场与敌人经济封锁的鏖战中，毛泽东率先垂范，在杨家岭的窑洞前亲手开辟了一片荒地，种上辣椒、西红柿等蔬菜；朱德组织了一个生产小组，开垦菜地三亩；周恩来被评为纺线能手。

到1943年，陕甘宁边区办起了11个造纸厂、2个肥皂厂、12个被服厂、8个工具厂、4个印刷厂、3个陶瓷厂、23个纺织厂，还开办了土产公司、客栈、军人合作社等。到1945年，边区农民大部分做到“耕三余一”，即耕种三年庄稼，除消耗外，可剩余一年吃的粮食。

★ 人心之向

全民族抗战开始后，党中央所在地延安，成了革命者向往的圣地，很多热血青年是“打断骨头连着筋，扒了皮肉还有心，只要还有一口气，爬也要爬到延安城”。诗人何其芳这样记录着1938年初到延安的见闻：延安的城门成天开着，成天有从各个地方走来的青年，背着行李，燃烧着希望走进这城门。

党中央及时作出大量吸收知识分子的决定，把发展抗日的革命文化运动提上重要议事日程，中国人民抗日军事政治大学、陕北公学、青年干部训练班、鲁迅艺术学院、马列学院、中共中央党校、职工学校、中国女子大学、民族学院、卫生学校等一批干部学校和专门学校先后创办起来，培养了大批干部。各级党组织还普遍建立干部在职学习制度，对提高干部的政治、文化素质起到了重要作用。同时，加强党报党刊、新华社、新华广播电台等舆论阵地建设，大力发展文学创作和戏剧演出。1940年9月创办的延安自然科学院，是党的历史上第一个开展自然科学教学与研究的专门机构。根据地还重视初等教育工作，因陋就简地创办中、小学校。

★ 作风之砺

1943年，毛泽东将住所搬到距离延安城区3公里的枣园。这时，延安整风运动正步入高潮。

一方面，遵义会议以来，曾经给党的事业造成严重危害的主观主义、教条主义还未能从思想上认真清理。另一方面，从1937年到1940年，党员队伍迅速扩大，大量小资产阶级出身的新党员缺乏基本的马克思主义素养。

整风运动由毛泽东发起，1941年5月19日，毛泽东在延安高级干部会议上作《改造我们的学习》的报告，这标志着整风的开始。次年2月1日，毛泽东在中央党校的开学典礼上宣布，为了“保持我们队伍的良好秩序”，为了“稳步行军”，必须在全党范围内整风，整风运动开始扩大范围。

1943年，中央党校新礼堂落成，毛泽东将亲笔题写的“实事求是”送给党校师生。这四个大字平实易懂，却有千钧之重，蕴藏着百年大党始终保持理论活力和创造力的关键密码。这是中国共产党用血的代价换来的。

坚持把马克思主义与中国实际相结合，走自己的路，是党中央在延安十三年的基本经验之一。一切从实际出发，理论联系实际，实事求是，在实践中检验真理和发展真理，成为我们党应对各种复杂局面、化解各种难题的重要法宝。

★ 深情之别

1948年3月23日，毛泽东、周恩来、任弼时等中央前敌委员会负责人来到转战陕北的最后一站 — —吴堡县岔上镇川口村。由此东渡黄河，离开了战斗十三年的陕北，前往华北解放区。

东渡黄河从下午1点左右开始。临上船前，毛泽东同前来送行的吴堡县委的同志和乡亲们一一握手告别。

毛泽东深情地说：“我马上就要过黄河了，来不及向陕北的老乡告别，请你们转达我对他们的问候。”望着滔滔黄河，毛泽东说：“黄河真是一大天险啊……过去，黄河没有很好地得到利用，今后，应当利用黄河灌溉、发电、航运，让黄河为人民造福。”渡船安全到达对岸的山西省临县碛口镇高家塔村的河滩上，毛泽东回望陕北大地，深情地说：“陕北是个好地方！”

（参考文献：《中国共产党简史》《中共中央在延安十三年史》《话说延安精神》《延安时期大事记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