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

将个人的生命价值，放到历史的长河中，永远是微不足道的。但回首人生，生活在这个时代，生活在中国，我们的生命体验可谓是空前的、波澜壮阔的。

我出生于上世纪40年代，我们那个地方“红”得很早。在我很小的时候，就常能从母亲口中听到一些红色歌谣。那时候，我最大的心愿就是上学，但实现这个愿望并不容易，首先是爷爷坚决反对：“祖坟里没有埋进念书的鬼！”他宁愿花30块大洋为年幼的我说一个媳妇，也不愿供我念书。但是，这个祖祖辈辈延续的旧观念，在一种无形却强大的社会力量推动下，逐步发生着改变。新中国成立后，各种各样的新鲜事物，不断从城市传到乡村，改变着人们的思想，影响着人们的生活。我不仅念了书、上了小学，还在村里办起了扫盲班——将每天在学校里学到的汉字再教给村里的大人和娃娃。为此，当地政府还奖励了我们村一块黑板、一张课桌和六条长凳。

二

我的文学路是从“豆腐块”大小的通讯报道开始的。我这一辈子，只营务了一种叫“文学”的庄稼。

1962年我从延川中学毕业后，由于家庭困难，直接参加了工作，同时开始了最初的文学创作。1965年11月28日，我有幸去北京出席了全国青年业余文学创作积极分子代表大会，周恩来总理等党和国家领导人接见了大会全体代表。那年我25岁，是延川县贾家坪公社团委书记。作为一名出生于农村的基层干部，那种激动的心情可想而知。会议结束后，我有感而发，写下了一首顺口溜式的诗歌——《工农兵定弦我唱歌》。

自此，我就将文学创作视作自己一生的追求，《工农兵定弦我唱歌》也成为我文学创作的“初心”。

三

在陕北人的记忆中，有两件对陕北影响深远的大事：一件是陕甘边苏区的“闹红”；另一件是北京知青来到延安。

1935年，中央红军经过长途跋涉来到陕北，与刘志丹领导的陕北红军会师，从此，中华民族抗日战争史翻开了崭新的一页。1948年3月23日，毛泽东东渡黄河，回望沟壑纵横、梁峁起伏的陕北大地，深情地说：“陕北是个好地方！”至今，陕北人民对那段党中央在延安的岁月，仍念念不忘。

发生在上世纪六七十年代的“上山下乡”运动，影响无疑是深远的。在知青与农民、城市与乡村、先进与落后、知识与愚昧的近距离碰撞与融合中，国情、民情、人情，这些抽象的概念，最终凝结成为具体的、理性化的认知，涌现出了一大批立志“改造中国”的优秀知青，在延川乡村生活了七年的习近平就是其中一位。

当年，青年习近平在延川掀起了一场“沼气革命”，在社会上引起不小的反响。时任延川县知青专干、县委通讯组组长的我，采写了一篇题为《取火记》的长篇通讯报道，详细介绍了习近平建设推广沼气的先进事迹。

在与这些优秀青年相处的过程中，我感受最多的是他们身上潜藏的巨大能量。

四

古老中国，历尽沧桑。共产党人，开天辟地。“红船”百年，承载了中华民族最为波澜壮阔的历史。

步入新时代，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情系人民，放眼世界，在带领全国各族人民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征程中，充分展示了一个伟大政党的责任担当，更展示了一个古老民族的智慧和善良。

建党百年，感慨万千。感恩我们无私的党，感恩我们勤劳的人民，感恩我们美好的生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