位于大荔县的丰图义仓，是我国现存唯一仍在储粮的古粮仓。宋雨 摄

有这样一道选择题——在清朝的政治舞台上，有一个人，既是能臣，又是廉吏，还是赫赫有名的理财专家。他是谁？

A.陈廷敬 B. 林则徐

C.张之洞 D .阎敬铭

陈廷敬？不对。他官拜文渊阁大学士，最主要的贡献是担任《康熙字典》总修官。

林则徐？不对。流传最广的是他虎门销烟的故事，的确称得上是能臣、廉吏，但与理财专家的称呼，关系并不大。

张之洞？似乎也不完全对。他是洋务派的代表人物之一，位列“晚清四大名臣”，亦是中国早期现代化的开拓者。

所以，这道题的正确答案是：阎敬铭。

对大部分人来说，阎敬铭的名气确实不如林则徐、张之洞。不过，那仅仅是因为阎敬铭太低调了。他先后担任过山东巡抚、户部尚书、兵部尚书、军机大臣等，在晚清官场权重一时，又因清廉耿介，尤其是整顿财政有功，赢得“救时宰相”之称。

修建义仓回报百姓

阎敬铭是陕西朝邑（现属渭南市大荔县）人，字丹初。公元1845年中进士、入翰林，后任户部主事。

直到今天，由阎敬铭提议修建的、位于大荔县的丰图义仓，虽历经百年风雨仍屹立不倒，这也是我国现存唯一仍在储粮的古粮仓。

公元1877年，山东、山西、陕西等地发生特大旱灾，陕西同州、朝邑一带尤其严重，赤地千里、民不聊生。

在京做官的阎敬铭向朝廷请奏，希望回陕西进行实地调查。

在故乡朝邑，阎敬铭看到的是残垣断壁、饿殍遍野的可怕景象。他忧心如焚，一方面派人快马奏报朝廷，请求拨款调粮救济百姓，另一方面反复思考，寻求能够长远防旱备荒的办法。最终，他决定修建义仓。

四处考察后，阎敬铭决定将义仓修建在朝邑县城南寨子村的高坡上，这里地势高峻，地表平坦，南眺华山，东望中条山，即使黄河水再涨，淹了朝邑县城，也漫不到此地，且处全县中心，各村镇缴运粮食也极为方便。阎敬铭急忙回京上奏此事，不久，朝廷批准修建义仓。

这便是丰图义仓的由来。

1882年，丰图义仓动工建设。修建期间，阎敬铭多次致函当地的官员与乡绅，并提出建议。“先就南寨子修墉，起土为壕，南北就地为垛，可乎？”“今年冬以易麦为谷，设想为要，窑过两夏，应可干透，空仓平日皆令走风，此是正理。”在阎敬铭致王力斋、杨丙山、高放初、霍菊如等的信函里，句句恳切之语，足见阎敬铭对丰图义仓的万般重视。

1885年，一座高14.89米、东西宽133米、南北长83米的粮仓在黄河西岸拔地而起。阎敬铭为其题名“丰图义仓”，取“丰收补歉，图谋回报百姓”之意。粮仓建成后，发挥着为民储粮、安定一方的保障作用。1900年，关中平原发生大灾荒，丰图义仓开仓放粮，赈济百姓。

诸事坚持勤俭

与曾国藩同为封疆大吏的湖北巡抚胡林翼，对阎敬铭有过这样的评价：“虽其貌不扬，而心雄万夫。”

1859年，时任湖北巡抚的胡林翼听朋友们夸赞阎敬铭作风正派，工作很有思路，就上书将其调到湖北，负责武昌湘军大营的军需工作，兼管营务。阎敬铭在任期间，为胡林翼主筹军饷，本着节俭的原则，力戒奢侈，为前方的军事胜利立下大功。

胡林翼对阎敬铭的工作能力大加赞赏，不断向朝廷为其请功。1861年，在胡林翼的大力举荐下，阎敬铭出任湖北按察使。胡林翼病逝后，阎敬铭又升任湖北布政使，成为湖北地方要员。

值得一提的是，不论在哪里任职，阎敬铭总是穿着夫人亲手为其缝制的布衣布袍。为此，不少人暗中嘲笑他寒酸，他不但不以为然，反而总是指着自己的棉袍骄傲地说：“此中之絮，内人所手弹也。”

做官多年，阎敬铭一直以衣着简朴示人。不管周围人如何评论，他都毫不在乎。出门在外，人们竟不知他是一位朝廷大员。慈禧太后也非常尊敬他，常称呼其为“丹翁”。

在山西视察赈灾事务时，阎敬铭听说当地百姓贫困，穿不起好布料的衣服，只能用一种叫褡裢布的粗布做衣服，便让夫人为他用褡裢布做了一件长褂穿在身上。有谄媚者想投其所好，专门买褡裢布做衣服，竟导致褡裢布价格猛涨。阎敬铭得知后，及时制止这股媚上之风。在他的影响下，衙署上下无敢奢侈者。

阎敬铭的节俭，不仅仅是对自己和家人，对国政也是如此。1882年，阎敬铭升任户部尚书。和其他朝廷大员不同，阎敬铭上任时，所有装备只是一身布衣，一辆破旧的马车和几口简陋的木箱子，不知他身份的人见了还以为是寒门老儒生进京赶考。

在阎敬铭所处时代，入阁拜相、进入权力中枢，是进入仕途的儒生们的最高目标。可阎敬铭却处处恪守原则，绝不献媚奉承，甚至不惜触怒慈禧太后而被免职。

当时，慈禧太后为了享乐，要修圆明园。可阎敬铭觉得正值国家困难，还是应以大局为重。他上折力阻，说“治以节用为本”。这让慈禧太后很不高兴。据《清史稿》记载：“时上意将修圆明园，而敬铭论治以节用为本，会廷议钱法，失太后旨，因革职留任。”

阎敬铭雕像。宋雨 摄

整顿户部积弊

在户部任职期间，阎敬铭整顿积弊，协助办理了云南省军费报销案。

当时，云南两位官员进京报销军费。为了能顺利报销，两人拿出一大笔银子，向户部的主要官员行贿。然而，云南的军费数额太大，户部官员以“难度太大”为由，开口就要13万两白银作为“打点费”，而云南的官员认为费用太高，双方讨价还价，反复协商。

按照当时的财务制度，各种军需支出报销均要由户部进行审计，如发现不合规，则发回重审。但在实际操作中，户部审计一项形同虚设，户部官吏往往滥用职权，索要“打点费”。

正在这时，阎敬铭将任户部尚书的消息传来，户部官员知晓阎敬铭为人公正廉明，便赶在阎敬铭到任之前，匆忙将此事以8万两白银谈妥。

但事情还是很快被揭露出来。光绪八年（1882年）七月，御史上奏该案，因事关重大，朝廷移交刑部审查。刑部官员知晓案件涉及甚广，欲轻描淡写敷衍了事。案件拖至1883年初，持续大半年仍未能了结。

光绪九年（1883年）三月初一，朝廷添派阎敬铭参与该案审理。阎敬铭仔细查看案情，审核查实账目，秉公执法，主张对涉案人员按律治罪。到五月底结案时，与案情有牵连的数十名大小官员，均受到惩处。这些官员中，有的是清廷宗室，有的是朝中重臣，但是阎敬铭一律主张严办。从此，户部的工作作风大为改观，行政效率大大提升。

阎敬铭晚年住在山西，1892年病逝，谥号“文介”，追赠太子少保。

在一封写给长子阎迺林的家书中，阎敬铭真实表露了自己的心迹：“生平薄视富贵，颇顾名义，而所遇之时势，地位即求平妥而不能，日夕危慛，如何如何。”

受阎敬铭的言传身教，“处物要吃亏立身要吃苦，治生不求富读书不求官”的阎氏家风在其后代身上得到了传承。阎敬铭有三个儿子，长子以举人入仕，官声清廉；次子不仕，务农守业；三子阎乃竹考中进士，官至山西河东道道员，是维新变法的有力支持者。

阎氏家风，包含着不怕吃亏、甘于俭朴的人生态度，包含着不计较个人得失、不为功名利禄所困的旷达情怀，既是阎敬铭一生治学、为官、做人的深刻体会，也蕴含着其对子孙后代的谆谆教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