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近20年的时间里,刘田民一直守着柳青墓园,承担起义务讲解的工作。宋雨 摄
1978年6月13日,作家柳青在北京去世,留下一部没能如愿完成的《创业史》。
半个多月后,他的一部分骨灰被安葬在西安市长安区皇甫村——他曾举家搬迁到这里生活了14年,并投身到农村的广阔天地中,写出一部反映新中国农民集体创业的巨著,为文化大省陕西栽下一棵苍劲而蓊郁的大树。
《创业史》 的时代已成为过去,但创业的精神永不会过时。柳青“胸中有大义、笔下有乾坤”的风骨和风度,仍在召唤着我们、感化着我们。柳青去世后,皇甫村村民刘远峰主动承担起义务为柳青守墓的责任。刘远峰去世后,他的儿子刘田民成为新的“守墓人”。直到今天,每每提起柳青,刘田民的眼里都泛着泪光,“俺柳青伯从没真正离开过。”
刘田民虽已迈入古稀之年,但老一辈皇甫村村民,仍然习惯称他“才娃”。
“才娃”,是柳青给刘田民取的小名,而他也是柳青《创业史》中的人物原型——那个“没了女人的可怜人高增福的独生儿子”。
“他希望我长大成才,要有长远目光,对我寄予厚望。”在刘田民的记忆中,柳青个头儿不高,穿的是对襟袄、中式裤、纳底布鞋,习惯拄着一根拐杖。
新中国成立后,柳青一直在北京工作,并参与创办《中国青年报》,出任副刊主编、文艺部主任。
柳青身上有典型的“洋派”气质。他有极高的理论素养和文学修养,精通英语、俄语,对外国文学特别是苏联文学有很深的研究,尤其推崇托尔斯泰,曾立志成为一名翻译家。1951年9月,柳青随中国作家代表团赴苏联访问。访问期间,柳青被托尔斯泰顽强的毅力和一丝不苟的创作精神所打动,被“生活在自己要表现的人物环境中”的创作理念所启发。
也许正是由于这次出访,才有了柳青之后的人生选择。1952年9月,柳青回到西安,出任长安县委副书记,分管互助合作工作。在不长的时间里,柳青走访了许多村庄。有人推荐他去两个工作先进点,但柳青有自己的思考,“我要参与农村社会主义改造的全过程,先进点不适合我。”
1953年4月,随着农业合作化在农村全面展开,柳青主动请辞县委副书记的职务,怀揣无比坚定的政治信念和远大抱负,与妻子马葳在位于神禾原南麓的皇甫村安家落户,当农民,为农民寻找出路。
“柳青伯第一次来我家时,父亲正给我喂饭。他走过来逗我玩,摸我的头,还用胡子扎我。”刘田民是个苦命的孩子,4岁时丧母,由父亲刘远峰抚养长大。“马葳姨和我母亲同岁,得知我的遭遇后,对我多了一份关爱。我几乎每天都去他们家玩,他们把我视作自己的娃,有啥好吃的都会给我留着。”
柳青有哮喘病,走路总是喘气,但仍然天天拄着拐杖,走家串户给村民们做思想教育工作,讲政策、讲道理,给大家介绍未来农村的美好生活。
上小学时,刘田民生了场大病,“头上长了个疮,不停流脓水。”当时,刘田民的父亲不在家,柳青得知情况后,骑自己的自行车载着他去常宁宫附近的诊所看病。后来,柳青去北京开会,回来时还给刘田民买了一盒“黄水疮膏”。
柳青在中篇小说《狠透铁》中有一句话:“如果世界上有享受和奋斗的分工,他负责奋斗!”这不啻是柳青自己的人生写照。刘田民说,当时,柳青虽然辞去了县委副书记的职务,但仍是县委常委。到皇甫村后,组织上给柳青派了一辆车,遭到了他的拒绝。柳青曾告诉过刘田民的父亲刘远峰,“一个干部,最紧要的是接近群众,和群众打成一片,群众才能和你说心里话。你坐着小轿车,把手插在裤兜里,群众就在心里和你划清了道道,在心里说,你才脱离生产几天,就摆官架子,比大家高一头。他有话就不想跟你说了,天长日久,你不就脱离了群众了?”
近年来,长安区纪委监委深入挖掘柳青精神中的廉洁文化内涵,充分利用柳青广场、柳青文学馆、柳青故居、柳青墓园、柳青作家村(长安唐村·中国农业公园)等,把廉洁文化建设贯穿到基层治理、家风建设、乡村振兴之中,稳妥推进清廉单元建设。
“很多村民都不知道柳青是个大作家”
对柳青来说,人民不是抽象的符号,而是一个个有血有肉的具体的人。《创业史》塑造了梁生宝、梁三老汉、高增福等众多鲜活丰富、栩栩如生的人物形象。有意思的是,柳青把这些书中的角色都称作“熟人”。
刘田民的父亲刘远峰,就是柳青“熟人”的原型。刘远峰当年是皇甫村重点互助组组长,是《创业史》中坚定支持梁生宝走农业合作化道路的高增福的原型。
“我父亲是个倔强、寡言的人,但干起事来劲头十足,一门心思扑在互助组的事情上。柳青伯经常找他讨论工作,还给他当入党介绍人。”刘田民说,柳青有7个子女,加上两个侄子和马葳的妹妹,家里常常是十几口人,经常喝苞谷糁、吃野菜。他自己家生活过得艰苦,对村民和外来朋友却毫不吝啬,“陕北老乡给柳青伯送来一些小米,他每次都会分出多一半,给村里的困难户。路遥曾多次找柳青伯探讨文学,每次来,一住就是十天半月,柳青伯不仅包吃包住,还掏钱给他买资料、买车票。”
有次,刘远峰给柳青送去半袋自家种的土豆,柳青坚决不收,并严厉地教训了他。无奈之下,刘远峰只能放下土豆,转身就走。“后来,柳青伯叫人过了秤,按市价付了钱。”
这也正是柳青作为“人民作家”的力量所在。他像爱自己的家一样无私地、周详地爱着这座村庄。1960年,《创业史》第一部顺利出版,出版社给柳青寄来16065元稿费,他一分不留,悉数捐给了王曲公社,并特意叮嘱,“不要做任何口头的或是文字的宣扬。”公社负责人劝他给自己留点,“你也一大家子人呢,起码给孩子们留点。”柳青说:“农民把收获的粮食交给国家,我也应该把自己的劳动所得交给国家。”依照柳青的意愿,公社用这笔钱建了农械厂,后来农械厂的房子又划拨给了王曲卫生院。
柳青不仅仅是一位作家,他更是一位致力于推动社会进步的知识分子。他以炽烈的情感“深入生活、扎根人民”,以一种高远的社会历史观,看着现象,也看着本质。他的思想和关注的焦点,始终都是和关乎国计民生的大事联结在一起的。
在创作的同时,柳青还写了不少有关农业生产和管理的文章,比如《耕畜饲养管理三字经》《建议改变陕北的土地经营方针》等等,这正是他真正的力量所在。站在柳青墓园前的广场远眺,绿意盎然的蛤蟆滩宁静美丽,依原而布的村庄静静地依偎在滈河的臂弯里。
1967年,柳青“拄着拐杖、抱着哮喘喷雾瓶”,离开了皇甫村。从此,再也没有回来过。“一直在很长的时间里,包括我在内,很多村民都不知道柳青是个大作家。”刘田民说。
在生命的最后时光里,柳青曾对前来看望他的老乡说:“假如我死了,你们一定想办法把我拉回皇甫,埋在神禾原上。”自从柳青去世后,刘远峰每年清明都来柳青墓园祭扫。1982年12月,贺敬之来到皇甫村,并在刘远峰的带领下瞻仰了柳青墓,写下了脍炙人口的“父老心中根千尺,春风到处说柳青”。
2004年,刘远峰去世,刘田民主动接过父亲留给他的这份责任,开始为柳青守墓。
在近20年的时间里,刘田民每年清明都会默默来到墓园,清理杂草、擦拭墓碑、整理祭品。也是在这个过程中,他渐渐走进了这位“人民作家”的精神世界,又把“人民作家”的故事讲给更多的人,“我一共上了9年学,学费都是柳青伯交的,这份恩情我能忘记吗?”
长安区皇甫村柳青文学馆内保存的珍贵影像资料。宋雨 摄
记者:柳青在皇甫村生活了14年,有哪些事是让您印象最深刻的?
刘田民:我就说一句,柳青伯是个好人。我记得他爱养鸽子,他生前养了40多只鸽子。另外就是爱看英文报纸,他的英文水平非常高。
记者:您是怎么想到给柳青守墓的?
刘田民:柳青安葬在皇甫村后,王家斌(《创业史》中梁生宝的原型)就病倒了。有一天,我随父亲去看望王家斌,他拉着我的手说:“伯给你交代两件事情,你一定要做好。一是要把你柳青伯的墓看好,二是要把你爸招呼好。”王家斌和我父亲是当年的工作搭档,生活中亲如兄弟,我知道这是长辈的嘱托,也是自己的责任和义务,当场表示一定完成好这个任务。我之前在城里工作,回来守墓后,觉得心里更踏实了。守住家、守住亲人、守住墓,这就是我要做的事。
记者:这么多年,您接待过不少到访者,每次接待时为何胸前总会戴着一枚党员徽章?
刘田民:今年暑期,孙女放假,我常带着她一起去柳青故居。孙女要喝给客人们准备的矿泉水,我就不同意,而是从家里带白开水给孙女喝。也有人给我提建议,在柳青故居装个风扇,这样我讲解时不容易中暑,但我不能这样做。柳青伯一辈子公私分明,我是有55年党龄的老党员,义务讲解就是不花公家一分钱,电费也是钱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