位于富平县老庙镇的杨爵祠。（富平县纪委监委供图）

明嘉靖二十八年的初冬，关中平原山川萧瑟，万木枯败。

一位年近六旬的老人在晨起散步之时，看到有大鸟落在屋檐之上。这一幕，让他想到史书中记载的有大鸟为汉太尉杨震吊孝一事。

他预感到自己大限将至，遂返回家中，提笔为自己写下墓志铭：“……在人世五十七年，亦不可谓不寿，但懿行不足垂万世，功业未能裨当时，是谓与草木同腐朽。”

铭文中字字谦卑，但他的气节与品行却并未随历史的烟尘消散，没有与草木同腐。他就是有明一代，因直言谏诤而名垂青史的关中人杨爵。

穷且益坚 不坠青云之志

明孝宗朱祐樘在位期间，将宪宗朱见深亲近的佞幸之臣一律斥逐，正直贤能之士站到了朝堂之上，加之朝廷大力兴修水利、发展农业、繁荣经济，普通百姓的日子过得还算踏实安心。

弘治六年，杨爵出生在陕西富平一个农耕家庭。给孩子取名“爵”，足可见杨家对这个孩子的厚望。

因为家贫，杨爵到二十岁才开始读书。当时蜡烛虽已普及，但对于杨家来说仍是奢侈品。因此，杨爵常常用点燃的木柴代替蜡烛，熬夜苦读。

“昼出耘田夜绩麻，村庄儿女各当家。”弱冠之年的杨爵，已经是家里的主要劳动力了，他下地劳作时，常常拿着书诵读，惜时如金。

正德十一年，在杨爵苦读之际，另一位关中人韩邦奇因上书朝廷呼吁停止江浙两地的纳贡以免去百姓之苦而得罪宦官王堂，被诬陷入狱。出狱后，他回到故乡朝邑（现大荔县）设立书院开坛讲学，吸引了很多学子慕名前来，杨爵便是其中之一。

韩邦奇不仅学问精深，他在宦海沉浮中坚贞不屈捍卫道义尊严的品格更是难能可贵。有这样一位领路人，杨爵在学业上大有增进。

年轻学子杨爵很幸运，在求学路上不仅遇到了大儒韩邦奇，还遇到了一位慧眼识才的知县。

这还要从杨家遭遇的一场灾祸说起。杨爵的兄长是县衙的一名小吏，因为忤逆知县杨玳被关进了大牢。就在全家人六神无主之际，杨爵呈递诉状，为兄鸣冤，也被牵连入狱。

幸好，新知县杨滋到任了，杨爵再次上书诉冤。看着杨爵所呈送的诉状有理有据、文采斐然，杨滋知道他是个难得的人才，不仅查明真相释放了他和兄长，还资助他求学。杨爵也更加发奋读书，立志要做一个德才兼备、受人尊重之人。

“朝为田舍郎，暮登天子堂。”十余年的寒窗苦读到了收获的季节，嘉靖七年秋天，杨爵在长安乡试中列书经科第三，次年又考中进士。此时，他已经三十七岁了。

“为天地立心，为生民立命，为往圣继绝学，为万世开太平。”和许多关中学子一样，杨爵也时常吟诵关学创始人张载的这四句名言。但直到榜上有名，杨爵这个农家子弟才意识到自己的肩上，挑着百姓冷暖、人间正道。

为民请命 守清廉品自高

杨爵入仕后的第一个官职，是行人司行人，正八品。

所谓行人，通俗来说就是朝廷派出的使者，皇帝每每需要颁行诏敕、册封宗室、抚谕四方、征聘贤才，及赏赐、慰问、赈济、军务、祭祀，就安排行人出使。

这一官职虽然不高，但因为是代表天子出使，很多藩王常常给行人馈赠各种礼物，也算是个肥差。杨爵曾代表嘉靖帝出使肃府、伊府、吉府，面对三位藩王的馈赠，杨爵拒而不受，“为士，饿死不食人非礼之食；冻死，不衣人非礼之衣。彼虽礼来，名重天子，使吾独不重天子使耶？”自重者人恒重之，他高洁的品行，令藩王们敬佩不已。

那几年，继承了堂哥皇位的嘉靖帝为给自己的亲生父母争取名分，掀起了“大礼议”之争。朝堂之上，唇枪舌剑，纷争不断，也有不少人通过迎合嘉靖帝而平步青云。但杨爵却无心在这场纷争中捞取什么政治资本，他满心满眼都是出使途中看到的百姓疾苦。

虽然行人并没有上报民情的职责，但作为一个有良知的知识分子，杨爵却选择写了一道《固本邦疏》，替在生死边缘挣扎的百姓发声，“臣奉使湖广，睹民多菜色，挈筐操刃，割道殍食之。假令周公制作，尽复于今，何补老羸饥寒之众！”嘉靖帝准其奏疏，灾民得到救助。史书记载，此举“活民数以万计”。

正是通过这道奏疏，杨爵正直耿介的品行被世人看到，在嘉靖十一年，他被提拔为山东道试监察御史。

但此时，皇帝愈加迷信道教，搞得官场乌烟瘴气，没有畅所欲言的环境。可以想见，一旦上疏直陈时弊，将面临牢狱之灾，上有老下有小的杨爵不能不为家人考虑。“古人朝拜官而夕上书，吾宁尸台端位誉耀荣耶？”杨爵不想尸位素餐，选择回乡侍奉年迈的母亲。

杨爵罢官归乡近十年，后来母亲去世了，他作为孝子在母亲的墓旁搭了个草棚守孝三年。三年间，有不少年轻学子慕名前来求教，杨爵也如恩师韩邦奇般传道授业解惑。这段时间，杨爵和亲人在一起，日出而作日落而息，乡邻们早已忘了杨爵曾是个御史。

直言敢谏 九死其犹未悔

嘉靖十九年，朝廷再次下诏起用杨爵，实授河南道试监察御史，巡视云南。

母亲已逝，既然选择了再入朝堂，杨爵也少了许多顾虑，做好为整肃纲纪而战的准备。

那几年各地旱灾频发，但嘉靖帝却常年不上朝，反而花费重金让方士建斋醮、修雷坛。方士陶仲文晋升为太子太保，而太仆卿杨最因上疏劝皇帝不要迷信方士荒废朝政而被施以杖刑，杖刑还没有结束，杨最就死了。在“大礼议”之争中，因奉迎嘉靖帝而受宠的翊国公郭勋尚恃宠而骄作威作福。

嘉靖二十年正月的一天，京城飘起了点点雪花，但落地即化，对旱情起不到什么缓解作用。大学士夏言、尚书严嵩等人竟然睁眼说瞎话，作颂称贺。

御史杨爵真的愤怒了。对奸佞之臣的厌恶、对冻馁之民的同情郁结在心中，杨爵夜不能寐，常常一声接一声叹息。

这段时间，杨爵的内心陷入了挣扎。杨最的尸骨未寒，触碰皇帝的逆鳞就得承受雷霆之怒，但如若选择明哲保身，那如何对得起这些年读过的圣贤书？如何对得起自己的良心？

一个月后，杨爵将一道近三千字的《慰人心以隆治道疏》呈了上去，言辞恳切地希望嘉靖帝“止土木之工，开谏诤之路，屏邪妄之术”。

嘉靖帝此时已到中年，再不像初登基时从谏如流，在这道奏疏中，他没有看到一颗赤诚的为国为民之心，反而认为杨爵诋毁祥瑞，当即下诏将他下狱。对于这个结果，杨爵早有准备，端坐家中等待校尉上门。

在狱中，杨爵受到了严刑拷打，身上已是血肉模糊，还被戴上了最重的木枷，不许家人来给他送吃的。

杨爵的奏疏很快传开，他明知不可为而为之的勇气也感动了许多同僚，户部主事周天佑和御史浦鋐先后因为上疏替杨爵说话而被打死在了狱中。随后两年间，工部员外郎刘魁和给事中周怡也相继因为进谏被处罚，和杨爵关在一起。

嘉靖二十四年八月，在一次占卜中，嘉靖帝好像得到了神谕，立马下令释放了杨爵等三人。还不到一个月，尚书熊浃就进谏批评皇帝迷信占卜。嘉靖帝恼羞成怒，觉得是因为释放了杨爵，才冒出那么多人来批评自己，又把三人捉拿了回来。

牢狱之灾摧毁了杨爵原本健硕的身体，却没有摧毁他的意志。杨爵在狱中和周怡、刘魁一起辨《周易》，完成了他的学术著作《周易辨录》。

他在狱中最放心不下的还是家人，只能把牵挂和期许都写进了一封封家书中。

在信中，杨爵以身作则教育儿子要胸怀天下：“我今日之患难，关世道之升降，天下之安危，不是一身一家小小利害。大丈夫志在天下国家，不以生死存亡念。”

“读讲有疑，当静思之。在先生朋友前，又当虚己质问，不要以问人为羞，心有所疑，不问岂能知？”“若读书多记不得，不要贪多，只念熟。”“宁可我怕人，勿令人怕我。力善修德，念念不忘。取法古人，勿效世俗。”“又千万说于你母亲，家中大小俱要以恩爱和睦体悉相处，共安穷分，甚不可猜忌不和，不成一家好人家，以贻远近之笑。”……

杨爵在狱中共写下家书三十余封，其中的谆谆教诲，至今读来仍大有裨益。

扬名后世 忠介之风长存

嘉靖二十六年十一月，宫中发生了火灾，皇帝在祈祷时听到火光中有人呼喊三人都是忠臣，就立刻传诏把三人释放了。此时，杨爵在狱中已经待了近七年。

拖着病体返回家乡两年后，杨爵就去世了，享年五十七岁。杨爵的一生，虽然没当过几年官，但他用义胆忠肝给大明王朝留下了一笔宝贵的精神财富。在杨爵辞世的第十七年，嘉靖帝驾崩，新继位的隆庆帝朱载坖为他平反，恢复了官职。万历二十年，朝廷为他补赐谥号“忠介”，给他在家乡富平县笃祜村建起了一座祠堂。

直到清代，杨爵的光芒依然耀眼，康熙皇帝题赠：“杨忠介公明代事，关西夫子清世称。”

毛泽东在读《明史·杨爵传》时批注了“靡不有初”四个字，取自《诗经·大雅·荡》的“靡不有初，鲜克有终”，意思是说做人、做事、做官没有人不肯善始，但很少有人善终。这是在批评嘉靖帝后来听不进杨爵等人的建议，以致失去了振兴明朝的机会，侧面褒扬了杨爵直言敢谏的凛凛气节。家乡父老对杨爵的感情更是深厚，笃祜村人习惯称呼他为御史爷，在御史爷生辰那日请戏班到祠堂唱大戏的传统在村里延续了很多年。笃祜村人听着杨爵的故事长大，又把杨爵的故事讲给下一代，在口耳相传间，杨爵的形象始终清晰。十多年前，笃祜村村民得知要修缮杨爵祠，纷纷慷慨解囊。

修缮一新的杨爵祠内共有3个展厅，分别展示了和杨爵有关的史籍、碑石题刻、生平故事等，这里被富平县纪委监委命名为廉政教育基地。

四百多年来，从田垄走向庙堂，又从身陷囹圄到留名青史的杨爵宛如一座巍然屹立的灯塔，指引着一代又一代关中学子为了正义、为了生民而勇往直前，也激励着广大党员干部持廉守正、永葆初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