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果把人的一生比作一本书，那么王有轩的这本书深刻而厚重。
革命年代，他迎着炮火前进，经历了一场场生死考验，锤炼出了坚强的党性；和平的日子里，他不向组织提一点要求，不占公家一点便宜，克勤克俭，在临终前把毕生积蓄捐给了家乡的小学，将清廉、坚韧、奉献的好家风留给了后人。
两年后，王有轩负责的看守所关押了一群积极要求抗日的学生，也正是这群学生，指引着热血青年王有轩走上了积极抗日的革命道路。当时，出于对被关押学生的同情，以及对国民党不抵抗政策的不满，王有轩冒险帮学生向组织传递消息。最终这群学生被顺利营救，王有轩却被打了40军棍。
1936年10月，王有轩参加了中国共产党领导的中华民族解放先锋队。在“西安事变”中，因表现勇敢，杨虎城将军奖励了王有轩60块大洋。他把5块大洋给了重病的战友，又用5块大洋还清了老家的债务，最后将剩下的50块大洋全部上交给了组织。
1937年2月，21岁的王有轩加入中国共产党。他以一名党员的身份身先士卒，冲进了枪林弹雨之中。
王有轩是幸福的，他的革命生涯，有妻子张锦航一路相随，默默支持。
1922年8月，张锦航出生在陕西高陵的一个殷实之家。1936年蒋介石来到西安，在教会学校上学的张锦航和一批青年学生一起向国民政府请愿，要求一致对外抗日，蒋介石却命令部队架起机枪向学生开枪，被赶来的张学良阻止。几天后，“西安事变”爆发，对国民政府失去信心的张锦航秘密加入了共青团。
也是在西安，张锦航和王有轩相识相知相爱。1944年，张锦航放弃家人安排的赴美留学机会，在河南偃师与王有轩结为夫妻。豫西抗日根据地条件艰苦，他们的婚礼十分简朴，战友们送来脸盆、毛巾、被褥、枕巾，以及一条十分珍贵的上海“太平洋”牌床单，为这对革命伉俪贺喜。
1959年，王有轩被派往西藏。因王有轩患有严重的胃病，尽管舍不得年幼的孩子，张锦航毅然选择随军，到艰苦的雪域高原照顾丈夫。
不只有胃病，王有轩的听力也在战场巨大的炮火声中严重受损。
惨烈、残酷，是抗美援朝战争留给王有轩最深刻的记忆。上战场前，王有轩和3名战友在北京的景山公园拍了张合影。战争胜利了，照片上的两名战友不幸牺牲，一名战友被炸断了双腿，王有轩也几近失聪。
那张合影，一直被珍藏至今，也成了王有轩心中永远的伤痛。
多年来，面对待遇、荣誉，王有轩从来不争，他总是对家人说：“那么多人都牺牲了，我这个活着的人还争什么呢？”
在王放的记忆中，父亲是一个慈爱的人。不在父亲身边时，还是小学生的王放喜欢写信向父亲汇报自己的生活和学习。回信时，父亲总会耐心帮她把来信中的错别字和标点符号改好，一并寄给她。三年困难时期，花生是难得的零食，父亲会让她带一些到学校分给同学。
但只要一涉及公家利益，王有轩就变得十分较真且严厉。
在原铁道部西安物资办事处工作时，组织为王有轩配了一辆专车，接送他上下班。因为家里离公交车站还要走一公里的路，王放想让父亲上班时顺路把自己捎到公交车站，却遭到严厉拒绝，“这是公家的车，你不能坐。咋就这么娇气了，自己走着去。”
有一年夏天，家里的纱窗脏了，王有轩让孩子们拿到楼下的大水管处去冲洗，事后，他专门给财务处交了1角钱的水费。有一次，王有轩的呢子大衣沾上了一小块油渍，他从司机那里要了一小瓶汽油清洗，后又到财务处交了一小瓶汽油钱。还有一天，王放回家看到父亲戴着老花镜正在分门别类整理乘车票据，她不屑地说：“这点小事让秘书办就是了。”王有轩却认真地对女儿说：“有些票据是看望自己朋友的，不是公事，不能报销。”
王有轩级别高，家里收入不算少，但他给孩子们花钱却斤斤计较。
“除了生活上的必要开销，以及购买学习用品外，父母几乎不会给我们钱。我们几个孩子常在背后说他们是巴尔扎克小说中的吝啬鬼葛朗台。”王放说。
不仅要求家人节省，王有轩还一心想着为国家省钱。离休后，组织几次要按照政策给王有轩涨工资，都被他拒绝，“儿女都有工作，家里也没啥用钱的地方，不必给我涨，这钱就给国家省下吧。”最后实在推辞不过，王有轩就把涨薪后的钱都攒了起来，生活简朴依旧。
2010年，王有轩的身体每况愈下，老家来人看望他时，谈及村里的小学没有电脑，孩子们无法上微机课。那时，电脑很贵，一台就要近万元。王有轩将自己积攒了一辈子的48万元全部捐出，为学校建了一个微机室。
这时，王放才真正理解父亲，“父亲选择节俭，是因为想帮助更多的人，他是一名真正的共产党员。”
去世前，担心给组织添麻烦的王有轩留下遗嘱：丧事从简，不要花圈，不要挽幛，不惊动组织。
迈入90岁后，参军、入党、打仗……那段火热的岁月常常如电影般浮现在王有轩的脑海中，从事过教育工作的女儿王放成了他最忠实的听众。这时，王有轩几近失聪，他声如洪钟地讲述着战争细节、战友情谊，王放倾听着、记录着、感动着。
近两个月的时间里，父女俩促膝长谈，完成了一次“红色遗产”的传承。
“现在人们对那段历史越来越陌生了，你当过老师，能说会写，应该发挥优势，把红色文化讲给更多人听。”王有轩向女儿嘱咐。
2009年，王放从学校退休了，她带着父亲的期望，马不停蹄地踏上了另一条征途。“陕西是一片红色的沃土，有着光荣的革命历史和丰富的红色故事。作为革命后代，我们应该齐心协力，担负起传承弘扬红色基因的重任。”王放说。在她的努力奔走下，陕西籍革命先辈的后代被组织起来，成立了一支三秦儿女红色宣讲团。
“我们这个团能成立实在太不容易了，30万元的注册资金可不是个小数目，当时都不知道该怎么筹集这么多钱，王放老师二话没说，把自家的房子卖了。”回忆起当年，革命先辈孙作宾的儿子孙晓东说。
宣讲团成立以后，成员们深入挖掘父辈们的革命经历和家风家训，在一场场宣讲中再现当年革命先辈金戈铁马、浴血奋战的场景，带领观众感悟信仰的力量、家风的魅力。近年来，王放带着宣讲团走过了全国26个省市。
2017年7月，受全国青少年井冈山革命传统教育基地邀请，王放为来自全国各地的团干部连续宣讲了18天。每每讲述起自己的家风故事，回想起与父母相处的点点滴滴，王放都忍不住流泪。但她患有严重的心脏病，不能太劳累，更不能太悲痛。姐姐总是劝王放要好好休息，但一有邀约，只要身体条件允许，她还是会坚持前往，“我每讲一次，就感觉离父母更近了一点。只要有人想听，我就愿意讲下去。”
这些年除了宣讲外，王放还到处采访革命后代，收集红色故事，把许多尘封在历史烟尘深处的记忆重新擦亮。在她的笔下，陕西第一位共产党员刘天章、革命烈士刘仁杰、开国少将范明等革命前辈的奋斗故事令人动容。
一场场宣讲的开展、一篇篇文章的发表，让宣讲团的影响力越来越大，吸引了越来越多的革命后代加入。现在，宣讲团成员已经达到了78人。最让王放欣慰的是，第六届全国政协副主席汪锋的孙女王珑、范明将军的孙子郝淼等第三代革命后代的加入，给宣讲团注入了新鲜血液。
“人爱自己的历史，比鸟爱自己的翅膀更厉害，请勿撕破我的历史。”每场宣讲，王放总会引用革命烈士瞿秋白牺牲前说的这句话作为结尾，“我会尽我所能让大家记住那些为民族、为国家牺牲的烈士，这也是父亲的心愿。”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