崇文塔。贾佳 摄

长安北望，崇文塔已在泾河畔矗立了400余年，指引激励着一代代学子刻苦读书。而这座塔的主持修建者李世达也以为民请命的担当、坚持法理的执着、不惧权威的勇气，留名于青史，树起一座精神丰碑。

嘉靖三十五年（1556年），李世达考中进士，从泾阳出发，一路向北走到了明朝的朝堂之上，绽放出关中士子的风骨与锋芒。为官30多载，李世达留下了百余篇奏议，这些奏议后来被集结成册。我们了解李世达，除了翻阅明史外，还能有幸读到凝结着他政治智慧和为民情怀的《少保李公奏议》。

权为民用 利为民谋

入仕以来，李世达先后在户部、吏部、刑部、兵部、都察院任职，主政过山东、浙江、凤阳等地。

为官一任、造福一方，历来是衡量一个官员的基本标尺和价值底色。《少保李公奏议》中收录的《覆议新河难通海水转漕不便疏》长达3000多字，其内容是陈述即将上马的“国家工程”胶莱运河建设利弊的。

胶莱运河是沟通山东半岛南北的巨型工程，建设项目资金以百万两白银计，需动用劳工数万人。以右佥都御史巡抚山东的李世达通过详细翻阅元朝史料中关于胶莱运河的记载，亲自到河海交汇处勘探涨潮深浅和距离、辨别海风方向和大小，计算试验段工程的凿河资金使用情况，最终得出运河水浅，几乎没有运力，且耗费巨大、劳民伤财，应尽快终止的结论。

李世达不是不知道，关于胶莱运河工程，万历皇帝的态度很坚决，“再有造言阻挠者，拿来重处”。但李世达却敢于发声，“臣自勘议以来，发白骨立，日增一日，曾亦自念此役财用在国家，苦劳在百姓，责任在刘、徐，事成则臣或与赏，不成则臣亦无罪。臣何过计如此？亦何苦力争可否，自速罪戾？第以国家大计，朝廷大政，钦奉明旨不许含糊致误，臣身在地方何敢不尽其愚？”在奏议中，李世达晓之以理，动之以情，甚至以自己的政治前途担保，恳请朝廷派一名诚实正直的官员赴山东现场查勘，“果有一字一语欺诳即将臣重治以罪”。这篇奏议呈上去后，同僚们也纷纷上书，这项工程最终停工。

当时宝应县的氾光湖风涛险恶，每年都淹没庄稼。李世达写了一篇《议开宝应湖越河疏》，请示朝廷要开挖越河来遏制氾光湖的水势。李世达对这项工程作了周密安排，使得施工费用比预算节省了1万多两白银。

《归并班操以免费累疏》《请蠲远年侵欠疏》《请蠲减疲地马价疏》……篇篇奏议中，闪烁的是李世达心怀民瘼、勇于直谏、为民请命的不渝情怀。

秉公澄汰 坚守法理

翻阅李世达的从政经历，他在吏部的考功、文选等岗位上工作了近10年，留下了许多“千里马”与“伯乐”的佳话。

和李世达同时期的著名学者焦竑曾记载，李世达在吏部时，“黜陟品藻人群，百不失一”。在大规模考核官吏时，被考核者都拱手听从裁定，被废免或贬黜的官员没有不服气的。

后来李世达升任南京吏部尚书，他和海瑞共同承担为朝廷甄别人才的重任，他们考察人才“如瞩眉睫大察”，有数百人即使被削官为民也都心悦诚服。

识别人才需要敏锐的洞察力和宽广的胸怀，而李世达两者兼具。“即穷乡下吏，片长寸善或举以告公无不知者。”焦竑曾看到李世达记录的人才名册，册中对每个人褒贬品评都十分详细。

后来，李世达入京任刑部尚书。

大兴知县王阶因痛打乐舞生被停职，万历皇帝私下安排了两名锦衣卫调查此事。审理那天，负责对整个审理过程进行监督的巡风主事孙承荣拒绝锦衣卫参与。皇帝知道后大怒，李世达坦然应答：“侦伺非大体。”

罪犯焦文粲按律不应该被处以死刑，但万历皇帝却怒而将其划入死刑之列。当举行朝审对死刑进行复核时，万历皇帝命令户部尚书宋纁来负责。李世达告诉宋纁应对焦文粲从轻发落。这忤逆了圣意，遭到皇帝指责，李世达则依据法律慷慨陈词。

浙江遭遇饥荒时，有人提出可以让罪犯拿粮食来赎罪。李世达认为“宽一二人疑似之辜，而可活数百千人未尽之命”，是个救灾的好方法，但“法不可废，宁赦毋赎”，他在《议处赎罪救荒事宜疏》中阐释，“赦则恩出于上，其法犹存。赎则力出于下，其法滋玩。”他还特别强调，这种方式到次年秋收时就必须停止，并且“以后年份及无灾地方不可辄援为例”，可见李世达心思之缜密。

维护法律权威，也观照百姓疾苦，李世达有自己的坚持和坚守。

整顿吏治 秉持正义

在明朝，都察院是最高监察机关。李世达担任过都察院左都御史，这一职位，自然是容易树敌的，但李世达在其位、负其责，以他的铁面无私、嫉恶如仇净化着明朝的政治环境。

当时的官场，拜谒之风盛行，官员上任时要绕路去拜谒其他官职高者，这不仅会耽误上任时间，对地方也是极大的骚扰。

李世达在《禁止参谒疏》中直言，“朝廷设官本以为民，乃今之官多不以民事为念，而惟以奔走奉承为心者，此弊实由在上者乐于趋奉，故在下者敢于奔竞争耳。”他提议官员们应“体念民艰，务以职业为重”，并提出了具体建议，“或遇上官入境出境，不许远驰迎送；下官到任离任不许越境参辞；至于节寿等仪一切禁免。”这三条建议也被朝廷采纳，要求各地长官遵照实行。

像这样从制度层面净化政治生态的建议，李世达还提了许多。比如他看不惯一些御史出巡时用公款来搞交际拉关系，在《禁革御史交际馈遗疏》中提出，“窃照御史奉命出巡，专以揽辔澄清纠察百司为事，必先洁己执法乃可扬清激浊。”他建议，“以后巡按责成道府督察所属，遇有贪酷大为民害而不从实开报且注优者，一员议调、两员议降、三员以上议罢……”

翻开《参劾御史不堪宪职书》，更有感于李世达身上的刚正之气。李世达在看邸报时得知，官吏何价滥用酷刑打死了3人，但御史刘思瑜却称何价只是杖责了1人，还盛赞何价的人品。李世达通过调查发现，刘思瑜因与何价有利益往来，所以选择颠倒是非包庇何价。他怒而写就《参劾御史不堪宪职书》揭露案件真相，并建议朝廷将失职的刘思瑜改调别用。

“风宪之官以清肃为体，自当一介不取一介不与。”“各该抚案及各差御史今后务要以廉俭相先以道义相成以礼国恤民相励。”“治天下以正人心为急，正人心以正政体为要。”……在左都御史任上，李世达上疏30余篇，反复咀嚼其中“金句”，很难不被他对清明政治、廉洁吏治的信仰所感染。

这样一位有才情亦有德行的官员，是朝廷之福，也是君主之幸。万历十九年（1591年），在李世达的倡导主持下，崇文塔开始动工，这座引导学子崇文重学、读书明理的13层砖塔，是他留给后世的重要宝藏。两年后，李世达因上疏替一名同僚辩护而遭受诋毁，此时他已年近六旬，身体状况也大不如前，便连上三道奏疏乞骸骨。

辞官七年后，李世达去世。讣闻传到北京，“上震悼久之，赐谕祭，谥敏肃”，追封他为太子太保。

纵观李世达的一生，焦竑给出了极高的评价：“贞而不激，通而不随，宏而不疏，细而不窕，独断于是非杂迁之中，抗色于倾侧危疑之际。国事既济，身名亦全，诚可谓臣主相遭，千载一时也。”

而以更宏阔的历史视角观之，李世达早已超越所在朝代，成为为官做人的典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