唐元和十五年（820年）七月，柳宗元的灵柩历经1500多公里的颠簸，从柳州回到了故乡长安，葬于万年县（今西安市长安区）。46年的生命历程中，柳宗元以其卓越的文学成就跻身“唐宋八大家”之列，也因给予百姓最深切的关怀而名留青史。

从长安到柳州，距离丈量了他一生仕途的坎坷，也成就了他诗文的高峰。文以立心、文以载道，让我们从柳宗元一篇篇文学作品中品读那融于笔墨的清廉底色与为民情怀。

独钓寒江：“吏为民役”志不移

柳宗元生于大历八年（773年），祖籍河东郡（今山西省运城市永济、芮城一带）。柳家是一个官宦世家，良好的家学传承培养了柳宗元卓越的文学才华。21岁那年，柳宗元考中了进士，在长安崭露头角。

后来，柳宗元又参加了博学宏词科的考试，中榜后被任命为集贤殿正字。这虽然只是一个参与编校典籍、整理文书的低级文职，但为任职者提供了一个参与朝政议事的渠道。韩愈曾这样描述这一时期的柳宗元，“俊杰廉悍，议论证据今古，出入经史百子，踔厉风发，率常屈其座人。名声大振，一时皆慕与之交。”可以说，彼时的柳宗元俨然是一颗闪耀的政治新星。

贞元十九年（803年），柳宗元被任命为监察御史里行，这也使得他对当朝政治的黑暗腐败有了更深入的了解。《送宁国范明府诗序》就是这一时期的作品。当时，人们普遍认为要是调到基层任职的话，最好是去距离京畿较近的地方。范传真虽从县尉升任县令，但要从京兆武功县（今陕西省武功县）调往1200多公里外的宣州宁国县（今安徽省宁国市），实在算不得好职位。可范传真却认为，能为百姓谋福利的职位都可以称之为好职位，并响亮地提出，“夫为吏者，人役也。役于人而食其力，可无报耶？”他的高风亮节引得同僚纷纷赠诗赞颂，柳宗元亦感其德行，为这些诗作了序，既是对范传真襟怀的称赞，也是自己对为官之道的思考。

范传真上任后，大力兴修农田水利设施，将“稂莠蔽川，嘉树不长。氛烟塞路，清泉不发”的宁国县治理得“物景明媚”。

“夫为吏者，人役也。”这句闪烁着民本思想光辉的朴素宣言，深深撞击着柳宗元的心灵，激荡起最强烈的思想共鸣。

安史之乱后，君主不信朝臣，宦官得以干政，朝政更加腐败。以王伾、王叔文为首的一批官僚士大夫积极推行革新，通过取消宫市、进奉等弊政打击了宦官和贪官，史称永贞革新。这场革新仅维持了100多天便宣告失败，参与其中的柳宗元也由礼部员外郎被贬为邵州（今湖南邵阳）刺史，在赴任途中，又被加贬为永州（今湖南永州）司马。

从“天子堂”堕入荒僻之地，柳宗元仕途困顿却不改其志。在唐朝，司马更像是一个安置贬谪官员的虚职，柳宗元在永州闲居10年，虽然无法通过施政为百姓办实事，但他以笔为刃、剖开时弊，让“吏为民役”的思想借助一篇篇文章闪耀于当时，流传于后世。

在《送薛存义序》一文中，柳宗元发问“凡吏于土者，若知其职乎？盖民之役，非以役民而已也”，直白地表达了心中最理想的官民关系；在《贞符》一文中，柳宗元直言“是故受命不于天，于其人；休符不于祥，于其仁”，强调政权合法性源于仁德而非祥瑞符命。

回望历史，柳宗元“吏为民役”的思想是对传统官民关系的突破性反思，必然难以被当时的统治阶层与士大夫接受，所以他是孤独的。也正是在永州，柳宗元写下了凄清孤寂的《江雪》，以独钓寒江的渔翁自比。

笔锋如剑：寓言之中见廉意

作为一位胸怀万民的杰出文学家、不合时宜的政治家，柳宗元的文章是号角也是武器。他在《愚溪诗序》中写道：“予虽不合于俗，亦颇以文墨自慰，漱涤万物，牢笼百态，而无所避之。”他大胆地通过一篇篇精巧辛辣的寓言来揭示官场弊病，阐述“贪则亡、廉则安”的朴素道理。

在永州，柳宗元大量接触最底层的老百姓，亲眼看到民生疾苦。在《捕蛇者说》中，主人公蒋氏是一位靠着为宫廷太医捕蛇来免除赋税的百姓，蒋氏的爷爷和父亲都死于毒蛇，他自己也几次险些丧命，但却不愿放弃这个差事，因为“则吾斯役之不幸，未若复吾赋不幸之甚也”。对此柳宗元发出了“孰知赋敛之毒有甚是蛇者乎”的疑问，暗指当时朝廷繁重的捐税对百姓的毒害甚于毒蛇。

在《蝜蝂传》中，柳宗元在第一部分描写了小虫蝜蝂善负物、喜爬高，最终跌落而死。第二部分则讽刺那些如蝜蝂一般的官吏，他们见到钱财就不放过，不知道钱财会成为自己的累赘，只担心积累得不够多。这些贪得无厌之人即使被罢官或流放也不知悔改，等到被重新起用后，会继续敛财。他们名义上是人，智慧却和小虫蝜蝂一样。

《临江之麋》《黔之驴》《永某氏之鼠》合称为《三戒》，柳宗元看不惯那些仰仗外物逞强放肆做坏事，而不知道自己到底有多大本事的人，希望通过麋、驴、鼠3个动物的故事来警醒世人。

麋因为主人的庇护而不再害怕主人的狗，甚至还把狗当成朋友，可3年后糜自己出门时看到路上有许多别人家的狗，就跑过去想和它们一起玩耍，结果被这些狗吃了，揭示了依附权势者的愚蠢与可悲；黔这个地方没有驴，有人从外地拉来了一头驴，老虎看到驴体形很大，以为是很厉害的神，时间久了，老虎习惯了驴的叫声就开始冒犯冲撞它，驴被激怒后只是踢了老虎一下，老虎一看驴的本领也不过如此，就吃掉了它，讽刺了外强中干的无能者；永某氏因为生在鼠年便特别喜欢老鼠，允许老鼠在家里肆意妄为，后来永某氏搬走了，新的主人来到这里后，老鼠们还是我行我素，结果都被杀死了，暗喻小人得志虽然能嚣张一时却不能长久。

跨越千年，这些直击人性软肋、社会病灶的寓言作品依然具有强大的生命力，时时提醒人们要防微杜渐、警惕贪欲。

实干治州：惠民举措照初心

元和十年（815年），柳宗元调任柳州刺史。相较于永州司马的闲职，刺史之位让他终于有了施展政治抱负的空间。在柳州（今广西壮族自治区柳州市）的4年里，他没有沉沦于过往的贬谪之苦，而是将“吏为民役”的理念转化为实实在在的惠民举措。

复兴官学、教化百姓是柳宗元到任后的首要举措，他看到“州之庙屋坏，几毁神位”的景象十分痛惜，立即号召重修文宣王庙，并举行盛大的祭祀，引导当地百姓摒弃鄙陋习俗。

在柳宗元来柳州前，当地没有井水，百姓只能冒着滑坠的风险到江边背水来用。柳宗元到任后的次年3月，就组织在城北凿井，用时不到一个月就开凿了一口深66尺的坚固水井。柳宗元还公开了凿井的费用，“凡用罚布六千三百，役庸三十六，大砖千七百。”并刻石立碑，以表清白。

柳州当地有“典身为奴”的恶俗。“以男女质钱，约不时赎，子本相侔，则沦为奴婢。”对于那些特别穷困拿不出赎身钱的，柳宗元发布政令，规定已经沦为奴婢的人，在为债主做工期间，可以按劳动时间折算工钱。当得到的工钱足够抵销债务时，债主就必须归还人质。中央派往地方掌管监察的官员将柳宗元的这个方法推广到了别的州县，一年后，免除奴婢身份回家的有将近1000人。

作为当时文坛的一座高峰，柳宗元在柳州时也吸引了衡山湘水以南那些备考进士的学子前来求教。经过柳宗元指点后，他们的文章都更加规范了。

元和十四年（819年），宪宗实行大赦，柳宗元也被诏回京。可惜同年十一月初八，柳宗元在柳州染病去世。这一年，柳宗元的长子年仅4岁，他去世后，次子才降生，两个女儿年龄也很小。

贬谪的这些年，柳宗元一直过着清贫的生活，他曾在给友人的信中写道：“哀荒穷毒，人理所极，亲故遗忘，况于他人。”直到柳宗元去世后的第二年，他的灵柩才在同乡裴行立的资助下回到长安。

柳州的百姓也没有忘记柳宗元的功绩，他去世后的第三年，在罗池旁为他建起了一座庙。

临终前，柳宗元寄书好友刘禹锡，“我不幸卒以谪死，以遗草累故人。”刘禹锡不负重托，将柳宗元的文稿编纂成册，传于后世。

《柳河东集》的问世，不仅实现了柳宗元“贤者不得志于今，必取贵于后，古之著书者皆是也”的志向，更让我们可以跨越千年触摸到那一束在困厄中未曾熄灭的理想之火，感受那一份在苦难中依然兼济天下的赤诚担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