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 期 嘉 宾：

■ 阎 安 陕西省作家协会党组成员、副主席，延河杂志社社长

■ 和 谷 陕西省散文学会副会长、国家一级作家

文艺是时代前进的号角，最能代表一个时代的风貌，最能引领一个时代的风气。要弘扬崇廉拒腐社会风尚，离不开优质的廉洁文化作品。文学陕军是中国当代文学版图中极具地域特色与影响力的重要力量，这支队伍近年来创作出不少兼具思想深度与艺术感染力的廉洁文化佳作，以文学特有的叙事方式传递着崇廉拒腐理念。

在习近平总书记主持召开文艺工作座谈会并发表重要讲话11周年之际，本刊记者采访了两位文学工作者，畅谈文学陕军如何助力新时代廉洁文化建设。

廉洁形象

历久弥新

记者：更多地融入廉洁文化元素，使文学作品既具思想性、艺术性，又能教育人、鼓舞人，在全社会营造崇德尚廉的氛围，助力新时代廉洁文化建设，是文学工作者应尽的责任。作为全国一支重要的文学力量，文学陕军在这方面做得如何？

阎安：聚焦廉洁文化主题是当代陕西文学的传统，从柳青《创业史》中将集体利益置于首位、不计个人得失的梁生宝，到路遥《平凡的世界》中替百姓发声、为家乡建设呕心沥血的好干部田福军，再到陈忠实《白鹿原》中教书育人、教化一方的乡贤朱先生，文学陕军塑造了不少具有清廉品格，表现力和感染力极强的经典人物形象。

清廉是治国理政的根本，高尚人格的见证，也是人类公平正义现代文明价值观的重要内涵。我注意到，近年来，陕西有一批作家依然选择将笔触落在“廉”字上，弘扬和歌颂那些克己奉公、两袖清风、坚守信仰的伟大人格。比如赵阳以东汉名臣杨震为主角创作了《大清官》，张娟以明朝中期监察御史杨爵为主角创作了《大明诤臣》，郭军平创作了反映陕军抗战历史的《黄河英雄儿女传》等等，这些作品在历史题材的深度挖掘中弘扬廉洁文化，是一种值得关注的新历史叙事尝试。

另外，文学陕军还积极参与到廉洁话剧、戏曲的创作中，近些年涌现出像《芝兰花开》《柳青》《关西夫子》等优秀作品，极大丰富了廉洁文化的表现形式。

和谷：陕西作家在廉洁题材的创作方面是取得了一定成绩和影响的。20世纪80年代，我创作的报告文学《市长张铁民》在《延河》杂志连载，获得了第四届全国优秀报告文学奖。后来这部作品还被改编成电视剧《铁市长》，建党70周年时在中央电视台播出，在当时影响很大。

我选择写张铁民，也是因为他是一个执政为民的好干部。在创作过程中，我采访了上百人，挖掘出许多感人的故事。比如，他对子女要求十分苛刻，即使符合公房分配政策，他还是让儿子把公房退掉。女儿出嫁那天，想用他的公车捎一下嫁妆，他也没有同意。对待工作，他可以说是兢兢业业、尽心尽力，曾戴着草帽乘坐公交车调查乘车难问题。他坚持西安古城墙修旧如旧，为我们留下了一笔珍贵的历史文化遗产。

在创作时，我从客观事实出发，用故事情节来展现张铁民廉洁奉公的形象，取得了真实性、思想性、艺术性、可读性的统一。虽然张铁民去世已经40年了，但现在网络上关于他的内容依然有很大的关注度，这说明老百姓真心爱好官，这类书写廉洁人物的文学作品具有很强的生命力。

深入生活

与时俱进

记者：习近平总书记在文艺工作座谈会上指出，广大文艺工作者要高扬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旗帜，充分认识肩上的责任，把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活灵活现地体现在文艺创作之中，用栩栩如生的作品形象告诉人们什么是应该肯定和赞扬的，什么是必须反对和否定的，做到春风化雨、润物无声。文学陕军该如何牢记嘱托，在文学创作特别是和廉洁有关的文学创作中把握好导向和市场的关系？

阎安：我认为好的文学作品可以提升市场的品位，去引领市场引导读者，市场什么时候都会为兼具思想性与艺术性的内容买单。就反腐题材的创作来说，它实际上一直是读者和受众关注的热点和焦点。这些年确实也出了不少叫好又叫座的作品，比如余飞的小说《人民的正义》被改编成电视剧《巡回检察组》，这类影视作品播出后赢得了广泛的社会影响和良好的口碑。

时代现实是文艺创作的源头活水，文学陕军只有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创作导向，深入生活、扎根人民，与时俱进地了解人民群众对腐败现象的痛恨以及对廉洁社会的期盼，讲述人民群众身边的反腐故事，让作品反映人民的心声，才能创作出符合当下人民群众期待的优秀作品。另外，作家也应更新观念，在人性叙事、社会主题和多元艺术探索等方面，深度消化党和国家正风反腐的政策举措和取得的成果，以及关注反腐过程中出现的新问题、新情况，将时代特色融入作品中，使反腐题材的作品具有现实针对性和时代价值，让读者能从中深刻感受到作品与时代的紧密联系，增强作品的题材发现能力、主题升华能力和艺术创造能力。

和谷：只有文学作品的内容和形式，也可以说是思想性和艺术性相得益彰，才能避免假大空、说教式的文学文本，让读者感受到作家是在用心与读者对话，这样才能产生共情、共鸣，达到春风化雨润物无声的效果。

2015年，我出版过一部长篇纪实文学《阅读徐山林》。徐山林在陕西做了多年的常务副省长，喜欢诗词、喜欢收藏，后来把自己的全部收藏捐献给了家乡安康，供群众参观。到了晚年，他投身慈善事业，帮助陕南地区建设了上千座慈善桥，他的实际行动与一些官员的腐败行为形成了鲜明对照。

在反腐题材的创作上，我是从正面去书写的，《市长张铁民》和《阅读徐山林》展现的都是清正廉洁、为民办实事的干部形象。近年来，全国各地查办了不少贪腐官员，但这方面的创作还不是很突出。我认为对一些已经结案的典型腐败案件，中青年的实力作家应该去接触它、采访它、挖掘它，剖析腐败背后的多重原因，对全社会起到警示作用。当然，在创作反腐题材作品时，一定要把握好尺度，不能让读者觉得你是在写黑暗面，在揭伤疤。我想，这样的反腐题材作品是会受到市场欢迎的。

立足本土

创作精品

记者：陕西拥有丰富的传统文化和红色文化资源，文学陕军在今后的创作中该如何充分挖掘利用这些资源特别是其中的廉洁文化资源，创作出更多思想性、艺术性、教育性兼具的文学作品？

阎安：陕西得天独厚的廉洁文化资源滋养了一代代三秦儿女，是创新性文学叙事取之不尽、用之不竭的资源富矿。但遗憾的是，近些年，在廉洁文化的挖掘表达上，陕西缺乏在全国叫得响、影响大的精品力作。

陈忠实写《白鹿原》前整整花了两年时间查阅蓝田、长安等地的县志，搜集整理大量的奇闻轶事，走访三教九流，整理记载了堆积成山的笔记。有了这些扎实的准备工作，才会有《白鹿原》这部鸿篇巨著。我认为新一代的文学陕军要想让自己的作品兼具思想性、艺术性和教育性，经得起时代的审视和时间的考验，就要有十年磨一剑的韧劲，就得沉下心来做好基础性的资料收集工作，把基础资料吃透，深刻理解这些资源中的内涵，用鲜活的资料和生活深度打磨作品的思想和灵魂。

和谷：从自己的创作实践来看，我退休以后创作了一部长篇纪实文学《照金往事》，这本书展现的是20世纪30年代刘志丹、谢子长、习仲勋等老一辈无产阶级革命家为了民族的解放、人民的翻身，投身“血与火”的革命斗争的故事。我认为在红色文化资源中，首先可以挖掘的是信仰的力量，也就是要打翻一个旧世界、迎来一个新世界，消灭剥削和压迫，人人都能得到平等自由；其次可以挖掘其中的艰苦奋斗、廉洁奉公的精神，革命先辈在艰苦的环境中坚持斗争，坚持和人民在一起，和人民建立了深厚的感情，也团结发动了广大人民群众。革命斗争中发生的一个个真实感人的红色故事，既有思想性，又有故事性，作家应该把它艺术性地表达出来，让群众喜欢看，从而起到寓教于乐的效果。通过这些文学作品可以教育引导读者传承延安精神，牢记为人民服务的宗旨，筑牢不想腐的思想根基。

学习柳青

知行合一

记者：柳青在《创业史》等作品中塑造了不少清正廉洁的党员干部形象，而他本身也是一个清正廉洁的典范。新时代的文学陕军如何传承柳青精神，在廉洁文化建设中发挥更大作用？

阎安：柳青终身奉行着“要想写作，就先生活”的原则，为创作《创业史》能放下架子，搬出作协大院，一头扎入农村变革的生活洪流中。他是文学陕军的一面旗帜，也是年轻创作者学习的榜样。

在廉洁文化建设中，文学陕军在做到自身正自身硬的同时，要有勇气投入火热的生活中，敢啃大题材。现在大题材有很多，每一个题材中都包含着大量的时代冲突和震撼人心的剧情，用蹲点深究的创作方法来记录全面从严治党的生动实践与基层成效，如书写乡村振兴中那些两袖清风的领路人、反腐败斗争中那些智勇双全的纪检监察干部，通过创作一批可亲可爱的廉洁人物，用廉洁精神激发读者的情感共鸣、价值认同。

廉洁和仁义礼智信一样，都是中华传统美德的重要组成部分。廉洁的要求其实不只是对公权力，还应该是一种普遍的社会意识。追求真善美、贬斥假恶丑是人类社会永不过时的主题，要用真正在思想性、时代性和艺术性上立得住的作品播撒廉洁的种子。

和谷：柳青在长安的皇甫村生活了14年，创作出长篇小说 《创业史》，《创业史》中的主人公梁生宝就是一个清正廉洁的基层党员干部。我曾经和梁生宝的原型王家斌有过一次彻夜长谈，据他回忆，当时在村上挂职的柳青非常注重对村干部的教育引导。比如，柳青看到一个村干部给社员开证明每次都用一张纸，就提醒他把纸裁成条来用，节约用纸。还有一次，一名村干部没有找到一项支出的票据，柳青发现后就要求这名村干部用自己的钱补上，等票据找到后才给这名村干部把钱报销了。柳青不仅这样要求大家，他本人也是非常勤政为民的。他舍得把1万多元的稿费捐给公社搞建设，对自己的亲人却很苛刻。陕北老家的亲戚来找他，他也只是给一点路费，他认为给得多了会让亲戚养成好吃懒做的坏习惯。

柳青身上体现了共产党员为人民、为国家无私奉献的精神品质。他淡泊名利，甚至辞掉了县委副书记的职务，和农民生活在一起，聊天拉家常。像这样扎根泥土、和农民息息相通的作家才能写出真正反映时代的好作品。

作品其实就是人品的反映，要是说一套做一套写一套，是写不出什么好作品的。我们要像柳青学习，学习他这种深入生活、扎根人民的精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