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物档案：

蒲光，1925年6月出生于陕西省凤翔县申都村，1939年3月加入中国共产党，先后担任凤翔县地下党县委交通员、中央机要局译电员、西府武工队指导员、凤翔游击大队政委。1949年7月任凤翔县公安局局长。新中国成立后，蒲光一直在政法系统工作，1986年9月在武警陕西总队副政委任上离休，享受正师级待遇。1988年，获颁独立功勋荣誉章，2005年9月获颁中国人民抗日战争胜利60周年纪念章。2013年9月30日，蒲光因病逝世。

蒲光（第一排右二）全家福。

要是将被遗忘视作人生的终点，那蒲光就还没有离开。

“你们都是共产党员，我想以一个老党员的身份，平等地和你们再讨论4个问题……我们对你们没有别的要求，唯一的希望是你们做好人、做好干部，为祖国建设和共产主义事业作出更大的贡献。”蒲光于1997年春节写的信，被儿子蒲力民一直珍藏在身边，不知读过多少遍。

“在外人看来，信里的话像是在喊口号、讲大道理，但父亲一直是这样教育我们的。”这位14岁就入党的老共产党员，是儿子蒲力民心中的一座巍峨高山，让他一直仰望着。

青春有光

那是一个山河破碎、民族危亡的时代，也是一个信仰如炬、充满希望的时代。

蒲光出生在凤翔县申都村一个贫苦农家，上学对这个家庭来说是奢侈的。为了不让学习耽误农活，蒲光每天天不亮就起床去拾粪，晚上放学再帮父母做些手工活。

蒲光就读的申都小学，是中共凤翔县委所在地。在党组织的培养下，14岁那年，蒲光加入中国共产党。

在党组织的安排下，蒲光以纺织工人的身份到宝鸡“中国工业合作协会”开展地下工作。皖南事变后，宝鸡陷入白色恐怖，蒲光经照金、过马栏，辗转来到延安工作。

“父亲在延安工作的6年间，当过译电员、纺过线，还造过肥皂，干一行专一行。”蒲力民常听父亲提起在延安的日子。

初到延安，蒲光在西北局机要科担任译电员。年纪小记性好的蒲光很快掌握了译电技术，并在一次技术比赛中一分钟译出了70个汉字，被评为全科第一名。不久后，他被调到中央机要局战报科工作。

战报科一头连着抗日战场，一头连着党中央的指挥中枢，蒲光觉得自己身上的担子有千斤重，丝毫不敢懈怠。

1942年5月的一个傍晚，蒲光在“嘀嘀嗒嗒”的电台声中，译出一串电文，“八路军副参谋长左权牺牲。”突如其来的打击让蒲光瞬间怔住，他难以置信地再次核对电文，确保无误后向上级报告了这个噩耗。

在大生产运动中，蒲光被派到中央党校学习造肥皂。起初造肥皂用牛羊油，可随着敌人对边区封锁的加剧，牛羊油等原料极度紧缺，他和同志们尝试用蓖麻油来替代，终于造出了高质量的肥皂。因为在大生产运动中成绩突出，蒲光还被选为政府机关的代表，出席了陕甘宁边区第一届劳动英雄代表大会。

在延安精神的滋养下，蒲光迅速成长起来，奔赴解放战争的新战场。1946年8月，蒲光被派往西府开展武装斗争。那时的队伍不仅人手少，装备也差，在敌后打游击随时面临着生命危险。

1948年4月，游击队在永寿县高庙山附近遭到国民党军的袭击。敌众我寡，蒲光和战友们边打边撤，为了不当俘虏，他们跳下一处悬崖。幸运的是，蒲光掉到了淤泥里，虽浑身多处受伤，但命算是保住了。这次战斗，游击队有11名同志牺牲。

又经过一年多的战斗，宝鸡解放了，蒲光被任命为凤翔县公安局局长。这一年，蒲光才24岁，但已经是一名有着10年革命经历的老兵了。从怀着不能让富人欺负穷人的朴素愿望入党，到亲眼见证新中国的成立，蒲光的青春开出了理想之花。

但那些倒在黎明前的战友，成了蒲光心中永远的痛。“父亲想起战争年代牺牲的战友就寝食不安，他常对我们说，只有把全部精力投入到工作中，无私奉献，才能对得起他们。”蒲力民见过父亲为牺牲和伤残的战友写证明材料，帮助他们的家人得到必要的抚恤和荣誉；还见过平常省吃俭用的父亲，在烈士子女上门拜访时，格外大方地递上几千元钱。

只做实事

对蒲光来说，所有的人生方向，是唯一而固定的，那就是为了国家奋斗一生。“父亲干过的岗位很多，经历的事情也多，但他没有过顾虑和彷徨，他的世界清澈单纯得如同一湖清水。”蒲力民说。

“文革”时，蒲光在南泥湾接受劳动改造。他一个人起早贪黑，一把镢头一把锨，硬是花一年时间为当地修了一条宽3.5米、长2公里的路。每每提起这段往事，蒲光都很自豪，“我干了一件实事。”

从凤翔县公安局局长到武警陕西总队副政委，蒲光的工作岗位多有变动，但无论到哪里，无论职位高低，他都把能干事视作最大的幸福。

1961年，蒲光在工作中晕倒摔成了脑震荡，在医院住了半个月，病还没好就坚持要出院，“单位工作这么忙、任务这么重，叫我整天躺在医院睡大觉吃闲饭，实在不安心。”

这份对事业纯粹的坚守，在蒲力民身上也打下了深深的烙印。

从下乡插队到招工进厂成为工人，再到被选录为公安民警，蒲力民靠着自己的努力实现了警察梦。34岁那年，他被组织提拔为铜川市耀县公安局副局长。在蒲力民将自己的成绩告诉父亲时，一盆“冷水”浇了过来，“你爸我24岁就当局长了，当官不是什么了不起的事。要记着，不求当大官，只求做大事，当官一阵子，做人一辈子。”这盆“冷水”，让蒲力民铭记在心。

1982年，蒲光承担了武警陕西总队的筹建工作，需要从全省抽调人手。此时，蒲力民想趁这个机会调到西安，方便照顾年迈的父母，“爸，我现在调过来符合要求，不算走后门，也不给你丢人。”

可蒲光却站在另一个角度给儿子分析，“如果都像你这样想，那基层就没人了，你就在基层好好干吧。”就这样，蒲力民在铜川一直干到了56岁。

在担任铜川市交通运输局局长期间，蒲力民积极筹措资金，主持修建了连接铜川新区与坡头工业园区的玉皇阁大桥。这座桥让当地群众出行不用再下沟上山，车程也从20多分钟缩短至5分钟以内。

大桥通车后，看着来往车辆行驶在这座桥上，蒲力民深深体会到了父亲曾讲过的话：“为群众做成一点事，解决一点困难，收获的是精神上的满足感，这种内心的富足，和职位高低无关。”

蒲光走上了领导岗位，妻子谢京英，那个也是从革命年代走来的巾帼战士却没有“沾光”。离休时，谢京英的级别是主任科员，她却不在意，“去掉‘科员’，就是主任了，主任没有大小，挺好的。”

2013年9月，蒲光病危，谢京英为丈夫写下“廉洁奉公革命一生，只求奉献不思索取”的对联。这份懂得，是相伴半个世纪的默契。

家风引路

一心为公的人总会把公和私分得明明白白。父亲对公私分明的坚守，让蒲力民委屈过，但父亲敲响的声声警钟，最终化作他前行路上的清醒与坚定。

有一年，在乡下插队的蒲力民通过招工进了工厂当工人。半年后，蒲力民初步掌握了车钳铆焊技术，想给父母露一手。他利用业余时间，用废旧材料精心制作了一把能升降的转椅。当他兴致勃勃把转椅扛回家时，却遭到父亲迎头痛骂，“就算是废料也是国家的，你这是偷拿国家的财产。”在父亲的监督下，蒲力民不情愿地把椅子拆掉又送回了工厂。

“在对待公家财产上，母亲和父亲是站在统一战线的。”蒲力民回忆起自己上小学时，羡慕有的同学用上了红蓝双色铅笔。当时，母亲谢京英是单位的总务干部，分管的库房里各种办公用品应有尽有。蒲力民试图向母亲讨要，他本以为母亲会在单位随手拿一根，母亲却在兜里掏出5分钱对他说：“可以去买两根，但公家的东西再多也不能动。”

离休后，蒲光仍严于律己，没有给组织提过任何要求。他更像一个哨兵，睁大警惕的双眼，监护着儿女的言行，唯恐他们误入歧途。

2005年，蒲光过80大寿时，一家人聚在饭店吃饭。宴席结束后，蒲力民掏出钱结账，并要求服务员开具发票。“你要发票是不是想拿回单位报销？如果找公家报销你就别掏这个钱了。”蒲光阴沉着脸对儿子说。弟弟蒲卫民解释道：“发票一定要开，不然饭店就逃税了。”

等票开好后，蒲光马上要过来撕掉了。“父亲知道我们几个孩子都在单位担任一定职务，把发票撕掉就是让我们断了公款吃喝的念头。”至今想起这件事，蒲力民仍感动于父亲的良苦用心。

那时，蒲力民是铜川市交通运输局“一把手”，每年手里都要过上千万元的资金，是个容易被“围猎”的高风险岗位。在父亲的时时敲打下，蒲力民给自己定了个规矩——不和任何企业私下接触，项目招标严格按规定办。

也有人好奇，蒲力民为什么没有被“围猎”腐蚀？他的回答很朴实，“第一，父亲常敲打我，要廉洁奉公、不谋私利。要是拿别人钱别说纪委这关过不去，我父亲那关都过不去。第二，做人要有良心，商人给我送钱是奔着项目去的，他们要是给我送20万元，就要从项目里捞走200万元，我不能让百姓的血汗钱被糟蹋。”

2016年，蒲力民在陕西省公路局党委委员，陕西公路集团党委书记、董事长任上退休。回顾自己的从政经历，蒲力民深知自己之所以没有迷失方向，是因为父亲一直在前方引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