茅台镇红军四渡赤水纪念园航拍图。陈勇 摄

四月的云贵大地绿意盎然，千岩竞秀，万壑争流。记者循着红军足迹，横渡赤水激流，逐浪金沙江畔。

湘江战役后，中央红军从8万余人锐减至3万余人，国民党断定这支疲惫之师必将困死于黔山黔水之间。然而，红军不但没有溃散，反而一次次从绝境中突破重围。

是什么支撑他们走出绝境？在云贵大地的峡谷、激流、渡口、村寨之间，我们找到了答案。

立规明纪 于转折处破局

红色，是多彩贵州最鲜明的底色。长征途中，中央红军在这里活动时间长、范围广，红色精神在这里深深扎根、蓬勃生长。

4月16日，一场春雨过后，贵州省黎平县翘街空气清润。不少外地游客、写生爱好者在街旁的屋檐下执笔描摹。这条历经600余年风雨的老街，宛如一位从历史长河中走来的长者，诉说着黎平的沧桑往事。

被称为“曙光之城”的黎平，是中央红军入黔第一城，1934年12月18日在这里召开的黎平会议，是中共中央在红军长征途中的第一次政治局会议，为中央红军指明了前进方向。

湘江战役后，部分红军战士对革命前景产生了疑惑，革命信仰发生了动摇。此时，坚定理想信念成为最重要的政治纪律和政治工作。

在位于翘街的黎平会议纪念馆，我们读到了黎平会议后红军总政治部发布的《关于创立川黔边新根据地工作的训令》：

“在每个战士中，要即时进行战斗的动员，百倍提高战斗情绪”；

“加强纪律检查队与收容队工作，继续在部队中进行严肃纪律的动员”；

“要完成工农红军当前的伟大任务，必须坚决的反对对自己力量估计不足的悲观失望情绪”；

“各级政治机关，必须根据各部队的实际情况，具体的开展斗争来教育全体战士”；

……

黎平会议的精神传达到军团后，红军指战员们无不拍手称快。“黎平会议为党的纪律建设在制度层面作出了重要贡献，并从制度走向实践，这些举措振奋了军心、凝聚了力量。”黎平会议纪念馆原馆长张中俞说。

雄关漫道真如铁，而今迈步从头越。

黎平会议后，中央红军的精神面貌焕然一新，经贵州腹地向黔北挺进，一路所向披靡，连克锦屏等7座县城，变被动挨打为主动进攻，改变了长征以来被敌军“围追堵截”的被动局面。

4月14日，遵义会议纪念馆里游人如织。会址旁的老槐树，见证了1935年1月15日至17日那场改变中国命运的会议。

“遵义会议一共开了3天，气氛紧张激烈，发言的声音很高，每天总是开到半夜才休会。”遵义会议纪念馆讲解员刘澄澄站在会址前，向记者描述起当年的场景。

会上，周恩来在军事问题的报告中，不仅指出第五次反“围剿”失败的主要原因，更主动承担责任，作了诚恳的自我批评，同时批评了博古和李德。随后，毛泽东进行了切中要害的分析和批评，得到绝大部分同志的支持。与会同志摆事实、讲道理，集中批评了博古和李德在军事指挥方面的错误。

“遵义会议是严格执行民主集中制的典范，这场会议之所以成为转折，关键在于我们党严明的政治纪律和组织纪律发挥了根本性作用。”中共遵义市委党校（贵州遵义干部学院）遵义会议研究中心原主任徐勇表示，“在生死存亡的危急关头，我们党依靠政治纪律和组织纪律，正常开展批评与自我批评，没有因为处境危急而乱了章法、乱了规矩。这种高度自觉的纪律意识，使全党‘像一个人一样团结在中央周围’，依靠自我革命实现了伟大转折。”

会后，被大家批评过的博古一直郁郁寡欢。周恩来主动与他推心置腹长谈，解开了博古的思想疙瘩。最终，博古服从和执行了中央的决定，表现出共产党人的光明磊落。

“在原则问题上不含糊，但对犯错误的同志也不是‘一棍子打死’。”徐勇说，遵义会议后，民主集中制在实践中成为全党遵循的原则，批评与自我批评成为解决党内矛盾的有力武器。正如邓小平所说：“从遵义会议以后，我们党建立了一套党的生活制度，树立了一套好的传统作风。”

以制度立规、以纪律铸魂，持续的纪律教育和有力的惩处措施，使红军保持了高度的组织性和纪律性，也正是依靠这样的纪律与作风，红军才能一次次从危局中开辟新局，在风雨如晦的长征路上，迈向一个又一个胜利。

贵州省黎平县的八舟河上，红军和群众一起搭建的红军桥。秦川儿 摄

铁令如山 于激流中突围

悠悠赤水河，巍巍青杠坡。

青杠坡战斗遗址位于遵义市习水县土城镇。进入4月，这里已草长莺啼、绿意盎然，每天都会迎来不少游客。

沿着石阶而上，青杠坡红军烈士纪念碑前，松柏凝翠、庄严肃穆。前来缅怀的人们步履轻缓，手拿白菊，在静默中追思革命先烈。

来自四川省眉山市的黄炳安老人，在纪念碑前深深鞠了一躬。他动情地说：“这里的每一寸土地，都见证了红军将士的英勇与牺牲，他们铁一般的纪律，让人心生敬仰。回去后，我一定要把红军故事、红军纪律，一字一句讲给我的孙儿听。”

青杠坡战斗是四渡赤水的发端之役。1935年1月，红军和国民党军在这里激战，枪炮声中，中革军委作出主动撤出战斗、西渡赤水河的决定，由此揭开了四渡赤水战役的伟大序幕。

撤退，有时比进攻更需要纪律。

在土城古镇的街道旁，很多家庭仍使用着破旧不堪、残缺不全的门板，这是红军一渡赤水河的见证。

要过河，得架桥。而如何在湍急的赤水河上快速架起浮桥，成为中央红军能否顺利摆脱危机、突出重围的关键。

土城百姓听说红军到处寻找架桥材料，便纷纷卸下自家的门板，扛到河边。一块、两块、三块……门板叠在一起，浮桥一寸寸向对岸延伸。

“桥是晚上修好的，而黎明时红军主力已过河走出15公里了。一夜之间，我们所有的部队都渡过了河。”四渡赤水纪念馆内陈列的陈云所作报告中写道，“没有一个红军战士对这次撤退发牢骚或闹情绪。敌人撤退时，总是惊慌失措，溃不成军，而我们红军撤退时，却是有条不紊，秩序井然。”

即使在最艰难的时刻，红军仍然保持着惊人的纪律和信念。

撤退后，为防止敌军追击，红军迅速将浮桥炸毁。“上门板”本是红军的纪律规定，但由于此次情况紧急，来不及归还老乡的门板和木材，红军便留下远超过市价的银圆和物品作为补偿。

“我的爷爷是当时帮助红军渡河的船工之一。冬天河水很冷，爷爷同红军战士一起往返数次，才将连接的船只牢牢固定。”遵义市习水县土城镇老船工郑明福的孙子郑军每次说起爷爷的故事，眼中满是自豪，“红军走后，爷爷和乡亲们把门板打捞起来，修修补补继续使用。”

透过这些门板，我们看到了人民群众与红军生死相依、患难与共的鱼水情谊，也看到了人民军队的如铁纪律。

西渡赤水，只是四渡赤水的开始。在四渡赤水纪念馆里，一份《告全体红色指战员书》对当时的作战有这样的描述：“有时向东，有时向西，有时走大路，有时走小路，有时走老路，有时走新路，而唯一的目的是为了在有利条件下求得作战的胜利。”

四渡赤水河，红军作战方向变更达10次之多，战士们越战越猛，一路迂回，最终实现了渡江北上的战略方针。

从伟大转折走向伟大胜利，正因为红军纪律如铁、令行禁止，才能一次次突出重围；正因为初心如磐、信仰不改，才能在绝境中踏出血路、走向远方。

记者在贵州省仁怀市茅台镇的茅台渡口，遇见了69岁的老人陈新华，这是他第二次重走长征路。谈及感受，他望向远处飞架的桥梁：“现在交通脱胎换骨，变化太大了。当年红军靠着铁一般的纪律，踏平坎坷；如今万桥飞架，天堑变通途。我们重走长征路，不只为回望历史，更是要接过那支精神火炬，走好属于我们这一代人的新的长征路。”

令行禁止 于绝境中致远

连绵的乌蒙山脉如青绸铺展，车行其中，忽而峰回路转，忽而豁然开朗。一座座白墙青瓦的少数民族民居，星星点点散落在山坡与谷地之间。

云贵大地是多民族聚集区。“正是因为看到红军纪律严明，布依族首领陆瑞光主动迎接红军过境，并与红军签订‘反蒋作战协定’，也就是‘弄染结盟’。”贵州省安顺市镇宁布依族苗族自治县弄染村村委会主任陈永勇的话语，将一段民族团结的佳话缓缓道来。

群众路线是党的生命线，党在长征中能够突破国民党军队的围追堵截、克服各种艰难险阻，靠的就是广大人民群众的支持。

云南省曲靖市会泽县水城社区的3000余棵百年梨树至今枝繁叶茂。1935年春天，它们见证了1500多名青年在这里报名参加红军——这是红九军团在长征途中扩红人数最多的一次。

为什么那么多人愿意跟着红军走？“红军用严明的纪律和大无畏的革命精神赢得了民心。”曲靖市委党史研究室副主任洪颖说。

扩红的时候，会泽县老百姓争相当红军；如今，梨树旁红旗猎猎，游客如织。当年那个贫穷落后的革命老区，已蝶变为红色文旅、多民族融合的乡村振兴样板。“梨树年年开花，我们的日子也一年比一年好。”退役军人李兴荣说。

“乌蒙磅礴走泥丸”“金沙水拍云崖暖”，《七律·长征》中的这两句，恰是红军长征过云贵地区的生动写照。

光阴流转，红军当年走过的长征路，依旧险峻。

4月20日，记者一行从云南省昆明市禄劝彝族苗族自治县出发，沿着蜿蜒曲折的盘山公路驱车近3个小时，才抵达金沙江畔的皎平渡口。这里，正是“金沙水拍云崖暖”的实景地，也是中央红军摆脱围追堵截的关键之地。

1935年4月底，中央红军向金沙江进发。蒋介石早已下令：控制渡口，毁船封江。

没有船，怎么渡？“老船工之家”义务讲解员毛洪银带我们回到那个紧张时刻：“当时只有2条木船，急流中往返一次40分钟左右，照此速度全军需1个月才能过江。”危难时刻，民心再次成为红军的后盾，在当地船工的帮助下，红军又找到4条木船。

6条船，如何渡几万人？中革军委成立渡江总指挥部，制定《渡河守则》，要求每一位官兵，无论级别高低，必须无条件服从渡江总指挥部的统一指挥；不得擅自靠近船只，等待号音响起，再按照指令有序上船、依次渡江，不得争先恐后；每条船上均设有专门的司令员，负责维护秩序，确保渡江过程的安全与顺利……

严守组织纪律，让每一次摆渡都高效、顺利。可人多船少，就算日夜抢渡也不是一两天能完成的，所以中央不得不增加掩护任务。

禄劝杉乐红军长征纪念馆讲解员张亚娟手指一张地图：“撤防的日期一再延后，但为保证党中央和全军胜利渡江，红五军团在石板河坚决阻击敌人，多次打退追敌进攻。”

“三大纪律八项注意”中，“三大纪律”的第一条就是一切行动听指挥。即便面临任务的机动调整，战士们依然坚决执行。在血与火的战争年代，不执行纪律，就意味着流血、意味着牺牲、意味着失败。

1935年5月9日，最后留守的军团接到撤离的命令，红军战士们顶着狂风暴雨，跑了50多里赶到皎平渡，于当晚全部渡过金沙江。

“七天七夜，数万中央红军全部渡过金沙江，摆脱了国民党几十万大军的围追堵截。”毛洪银一遍又一遍地向游客讲述着这里的故事。3年来，近200场讲解，1.6万余人跟着他的讲述，重新触摸到那段滚烫的岁月。

红军的队伍从这里走出去，革命的火种在这里播撒开来。

如今，金沙江上一座连通川滇的大桥早已修好，两地居民彻底告别了靠船只摆渡的生活。“桥通了，路好了，红色旅游把四面八方的游客引进来，我们开起了农家乐，种的水果蔬菜也不愁运不出去。”讲起现在的生活，皎平渡镇皎平渡村村民李斌的脸上，满是幸福的笑容。

奔腾的金沙江激流中，藏着红军的智慧与勇敢，藏着严明的纪律与坚定的担当，藏着军民同心的鱼水深情，更藏着舍身忘我的革命精神。这些故事，早已融入这片土地，成为新时代长征路上最坚实和宝贵的精神财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