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人物档案:申云浦,1916年3月出生于山东省阳谷县,1932年10月,在聊城山东省立第三师范学校加入中国共产党,抗日战争时期坚持游击抗战并参与创建了抗日革命根据地。1941年,调任中共鲁西区党委宣传部副部长,1945年任宣传部部长,兼任冀鲁豫日报社社长。解放战争时期,先后随军到达赣东北以及贵州地区。新中国成立后,先后担任贵州省委宣传部部长、省委副书记等职。1982年退居二线后,参与创办贵州省老年大学、红学会、老年书画协会等,参与组织编写贵州省党史、文史和冀鲁豫边区革命史,1991年5月13日在贵阳病逝,终年75岁。
2026年7月2日这天,对西安交通大学离退休党委委员、兴庆校区退休一村第一党支部书记申小莹来说,是一个温暖而庄重的日子。这一天,她领到了一枚“光荣在党50年”纪念章。
摩挲着纪念章上金灿灿的党徽,申小莹又想起了父亲,那个16岁入党,历经抗日战争、解放战争,为新中国建设奉献了一生的老党员申云浦,“父亲用行动教会了我怎样当好一名合格的共产党员。”
1931年9月18日,日军炸毁沈阳柳条湖附近南满铁路路轨,反诬中国军队所为,随后炮轰东北军北大营,悍然发动侵华战争。国土沦陷的巨大屈辱与悲愤席卷了全国,15岁的申云浦也被这山河破碎的景象深深刺痛。
在考入聊城山东省立第三师范学校后,申云浦就积极参加了学校党支部领导的请愿运动,要求国民党政府停止内战,一致对外,武装民众,出兵抗日。1932年,申云浦在学校加入了中国共产党,开始了革命生涯。
抗日战争的艰苦卓绝与解放战争的攻坚克难,申云浦很少对家人讲,但儿女们自幼便听说父亲在革命年代是个才子,不仅思维敏捷,还特别擅长做宣传思想工作。其中的两场讲话,让许多人印象深刻。
那是解放战争胜利前夕,按照上级指示,冀鲁豫边区要抽调干部参加渡江战役,南下支援即将解放的江南地区,时任边区宣传部部长的申云浦也在南下人员名单中,被任命为这支干部支队的政治部主任。
故土难离,许多干部对南下顾虑重重。解开大家思想上的疙瘩,成了申云浦的首要任务。在1949年3月26日的南下行军动员大会上,他满怀激情地说:“有的同志觉得解放区生活已经不错了,有地种了、有饭吃了、日子已经好过了,何必再打仗。不彻底打倒国民党,不彻底解放全中国,这些果实是保不住的。”
这番话入情入理,点燃了大家南下的斗志。数千人的干部队伍风餐露宿,高唱着革命歌曲,渡过了长江,于5月初到达江西赣东北地区,投入到繁忙的接管工作中。没想到4个月后,他们又接到新的任务——西进贵州,解放大西南。
这是大家没想到的。贵州不仅离山东老家远,听说还是瘴疠之地,有些人实在不想往前走了。申云浦受赣东北区委指派,向上级领导汇报了大家的思想状况,上级指示:共产党员应该坚决服从党的分配!
这一指示也给了申云浦做通大家思想工作的底气和信心。回到江西后,他冒着酷暑一个地委一个地委地讲,原原本本传达上级指示,消解了大家的畏难情绪。
在9月10日的大型集体动员会上,申云浦说:“贵州的人民也是中国人民,水深火热中的贵州人民也盼解放,我们革命要战斗到底,为了解放全中国打起精神挺进贵州。”
头顶有敌机轰炸,脚下是崎岖坎坷的山路,在西进途中,申云浦见过汽车翻下悬崖,也见过战友在敌人轰炸中牺牲,但他没有丝毫退缩。
从山东到江西,再到把根扎进贵州的土地,面对党的指示,申云浦从未彷徨过、迟疑过。申小莹曾问父亲,你们把脑袋别在裤腰带上,背井离乡,为了什么?
申云浦的回答让她记到了今天:“因为找到了共产党,跟着共产党闹革命才有了今天,才有了你们这些娃娃的幸福生活。”
申小莹后来明白了,父亲能一次次做好宣传动员工作,并不只是因为口才好,而是因为他始终相信党、热爱党,愿意为党和人民的利益奉献自己的一切。
大部队还未到贵州,新中国成立的消息就从北京传来。亲历了解放战争的申云浦明白,靠着人民的力量,中国共产党才得以打败比自己强大得多的国民党。
渡江战役时,申云浦所在的冀鲁豫边区群众推着小车组成的支前大军浩浩荡荡奔赴前线,山东老区有的村子后来成了“寡妇村”,就是因为支前牺牲太大造成的。孩子们从小便总听父亲说,“要对得起老百姓!”
贵州解放初期,申云浦任贵州省委副书记、省政协主席,1955年受到错误处理,被下放到贵州省安顺市的山京农场工作。在偏僻农场的3年间,申云浦并未因蒙冤受屈而意志消沉、怨天尤人,他坦然接受组织安排,以一名普通劳动者的姿态扎根田间地头,把“对得起老百姓”落实在了行动上。
1956年春耕时,旱情严重,农场内水利灌溉设施只能保证部分稻田用水,大部分稻田缺水。一天,正当农场放水灌田时,附近有人扒开场内放水干渠,把水引到生产队田里,被场里工人抓住。申云浦知道后,立即教育场内职工不能只顾本场,更要关心附近农民的生产困难。在他的协调下,农场与附近村庄实行轮流供水,从而增强了工人和农民的团结。
同年深秋的一天,一名群众从几十公里外跑到农场医务室,说他妻子难产,请求医生出诊。但农场医生是内科医生,不肯出诊。申云浦知道后立即找医生谈话:“人命关天,怎能见死不救,何况我们是国家干部,人民的勤务员……再说你没有见到病人,不知症状,怎么能说不行呢?事不宜迟,你马上出发,有什么意见回来再说。”由于医生及时赶到,产妇和婴儿最终转危为安。此后,申云浦给医务室规定,凡是群众因家人病情危急来求出诊,不能推辞延误,风雨无阻。
还有一次,有人偷了农场的红薯,被农场工人抓住送到场部。申云浦了解到这名群众家中实在困难,不仅没有给予处罚,还送了他一筐红薯,鼓励他回家好好生产。
凡遇到农场职工与群众出现利益冲突时,申云浦总是说服职工优先照顾群众。久而久之,群众也把这些照顾看成是党给予他们的温暖。
后来,申云浦得到平反,重回副省长岗位,虽身居要职,可百姓的疾苦与期盼在他心里依然是头等大事。1982年,安顺地区遭遇了雹灾,得知消息的申云浦第二天就赶到了安顺。不去市政府不听汇报,他直接让司机把车开到受灾地头找到群众了解情况,很快确定了救灾方案。
在生命的最后时刻,申云浦心里仍然想着国家大事、想着老百姓。1990年3月,缠绵病榻的申云浦在学习了党的十三届六中全会通过的《中共中央关于加强党同人民群众联系的决定》后,在笔记中写道:在今天的社会主义革命的建设中,人民群众是主人公,而我们党的各级干部都是人民的勤务员,我们所做的一切都是为人民服务的。
这篇笔记也成了遗作,1991年5月13日,申云浦因病去世,享年75岁。按照申云浦的遗愿,家人将他安葬在了山京农场的土地上。每逢清明,周边的百姓会自发为这位真心待他们的人民公仆扫墓。
申云浦去世后,满头白发的妻子搬出一只旧皮箱。几件穿旧了的毛料中山装、一件磨花了的皮大衣、一个军用马背褡裢,还有一本只有4位数存款的存折,这就是一位副省级领导干部留给孩子们的全部财产。
面对这份“寒酸”的遗产,孩子们并不意外,因为他们早知道父亲就是这样一个人。
拿用车来说,当时一般领导都喜欢用大车,显得气派,但申云浦却喜欢用小车。因为小车有两个优点,一是省油,二是不显眼。儿子申建军上大学时放假陪着父亲下过几次乡,发现这车确实好处多,走街串巷、田间地头哪儿都能去。
申建军向母亲讨要了那件军用马背褡裢。那是战争年代父母结婚时唯一的家当,曾跟随他们转战到贵州。“旧褡裢是父母革命爱情的纪念,承载着他们在战火中锤炼的初心,是留给我们最宝贵的家风。”申建军说。
申小莹一直珍藏着父亲送的一块旧军用黄油布、一个笔记本和一件补着两个大补丁的旧羊毛衫。
1973年9月,在一家矿山机器厂当工人的申小莹被推荐到西安交通大学焊接专业学习。临行前父亲拿出一块防水层已部分脱落的旧军用黄油布铺在地上,把被子叠成三折,背包带放置中间,不一会儿,一个方方正正的行李包就打好了。大学4年,这块黄油布陪着申小莹下乡学农、到部队学军、到工厂实习,“背着它就好像父亲和我在一起,看着我不断进步。”
1979年,申小莹结婚了,父亲送的结婚礼物是一个黑色封皮的笔记本。虽然被朋友笑父亲抠门,但申小莹却将这个笔记本视作珍宝,写下了许多读书笔记。
1982年父亲生日时,申小莹寄去一件羊毛衫作礼物。6年后父亲生病住院时,申小莹发现父亲依然穿着那件羊毛衫,她细心地把胳膊上磨出的破洞补好,这件羊毛衫,父亲一直穿到去世。
生活上十分节俭的申云浦教会了儿女勤俭立身,他对原则的坚守,则为儿女树起了公私分明的标杆。
1983年初,国家要对棉布、涤纶布进行调价,这关乎市场稳定与民生大局,必须做好保密工作。主持此项工作的申云浦害怕言多有失,硬是主动把自己反锁在了办公室里,谁也不见。
对待子女,申云浦虽疼爱但从不娇生惯养,从不会为他们找关系走后门。“我们姐弟四人靠着自己的努力当了大学老师或国家干部,我们继承了父亲的优良传统,没有躺在他的功劳簿上吃闲饭。”申小莹说。
1976年从西安交通大学焊接专业毕业后,申小莹留校当了老师,同年成为一名光荣的共产党员。她带着父亲的期许教书育人40载,曾获陕西省高等教育教学成果二等奖。
申小莹和弟弟申建军退休后也并没有停下奉献的脚步。申小莹被推选为西安交通大学关心下一代工作委员会副主任,组织开展了“院士回母校”“老校友回母校”等活动,用前辈科研报国的故事来激励大学生担当作为。申建军从北京市政协科技委退休后,参加了老干部宣讲团。
申云浦是儿女们最好的榜样,他们早已将对父亲的思念化作前行的动力,在新时代的讲台上传承信仰的力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