主持人：王学斌（中央党校文史教研部教授）

嘉 宾：王 煦（中央党校文史教研部副教授）赵亦彭（河北省委党校副教授）

党的二十大报告指出，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源远流长、博大精深，是中华文明的智慧结晶，其中蕴含的天下为公、民为邦本、为政以德、革故鼎新、任人唯贤、天人合一、自强不息、厚德载物、讲信修睦、亲仁善邻等，是中国人民在长期生产生活中积累的宇宙观、天下观、社会观、道德观的重要体现，同科学社会主义价值观主张具有高度契合性。

本网与中央党校“中华文明与中国道路”项目组合作，特约请专家对中华文明的智慧结晶予以解读，阐释其古典涵义如何通过创造性转化、创新性发展，在新时代彰显恒久价值。本期介绍“讲信修睦”。

“讲信修睦”成为“天下大同”理想的社会基础

王学斌：党的二十大报告提出了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同科学社会主义价值观相契合的系列重要理念，其中就包括“讲信修睦”。“讲信修睦”一语出自《礼记·礼运》篇：“大道之行也，天下为公，选贤与能，讲信修睦”，是中华民族上古先民很久之前就已形成的一种对“大同”理想社会的描述。“讲信修睦”的意思，按《辞海》的解释，就是“讲求信用；修习和睦相处之道”，其所针对的对象或实施的主体，既是个体的人，也包括家庭、宗族、邻里、社区，还延伸到一个国家的内政和外交，是对全社会普遍适用的基本行为规范和道德准则，反映了自古至今人们对良好人际关系与和谐社会秩序的认知与期望。

王煦：理解“讲信修睦”，不能不从其中“信”和“睦”两个核心概念入手。中国历史悠久，文明早成，“信”与“睦”的思想也源远流长，西周金文中二字即已出现。“信”，本义为开口许诺或以言语保证，后引申为言语真实。“信”在上古时代即为社会公认的为人、处世、治国的重要原则。如《尚书·康王之诰》中赞扬周文、武二王“信用昭明于天下”，奠定周朝根基，为治国之楷模。

在“信”思想的发展过程中，儒家发挥了巨大作用。从孔子开始，儒家就高度重视“信”。据学者统计，《论语》中提及“信”字就有38次之多。在儒家看来，“信”是一种待人接物之道，“与国人交，止于信”（《礼记·大学》），“与朋友交，言而有信”（《论语·学而》引子夏语）。“信”在一个人的道德系统中，居于最基础的、前提性的位置，并与其他道德理念紧密相连，共同构成儒家所倡导的价值和道德体系。

汉代之后，“信”更被归纳为“五常”（仁、义、礼、智、信）之一，成为中国传统文化核心价值理念，广泛传播，深入人心。“信”本身似乎义理并不高深，但其精神与原则贯穿于其他道德理念中，承托着其他道德准则以致整个价值体系得以确立。

“讲信修睦”中另一个关键词是“睦”。“睦”，《说文解字》解释为：“睦，目顺也。”本指目光平和、温顺，使人有亲近感。古人训解“睦”之字义为“亲”、“和”、“敬”。“睦”与“信”一样，也是一个广泛涉及社会生活各层次的普遍性行为准则。《礼记·礼运》将“睦”作为社会，乃至整个世界（“天下”）太平和谐的一大保障：“士以信相考，百姓以睦相守，天下之肥也。”能够管控分歧，化解矛盾，“睦”对于国家治理显然也有着更为现实和直接的意义。对内，要“上下和睦，周旋不逆，求无不具，各知其极”（《左传·成公十六年》），国家才有秩序、有力量；对外，也只有达到人民“和协辑睦”，国家才有能力“以备寇戎”（《管子·五辅》）。

通过古代典籍对“信”和“睦”的认识，我们也就能更好地通观理解“讲信修睦”。在这里，“信”与“睦”构成了一个整体，“信”是社会的基本原则，是社会稳定的基础、社会和谐的保障，也是“睦”的基本前提；“睦”则是“信”的一大重要成果，展现了更为稳定、积极的社会关系，以及更为和谐、系统化的社会秩序。

“讲信修睦”成为中国人始终秉持的“天下大同”理想的社会基础，文明社会只要还在存续，这种追求和期望就不会消失。同时，“讲信修睦”也升华、内化为一种具有普遍意义的价值观念和道德原则，激励、指引一代代中国人为了建成一个和谐美好的社会而不懈努力。

赵亦彭：“讲信修睦”将“信”与“睦”有机结合在了一起，组成一个完整的实践逻辑。在这里，“讲信”为人们处理社会关系提供了行为规范；“修睦”则是“讲信”的实践追求，同时也是对“讲信”的正向回馈。人作为一切社会关系的总和，在日常的社会实践中，通过讲求诚信建立起相互信任、密切联系与普遍认同的共同价值，这些又为建构团结、稳定、和谐、有序的社会环境提供了必要的现实基础，而这种社会环境本身又是人得以更好生存与发展的必备条件。

“讲信修睦”不仅是中国传统治理文化中的重要价值准则，更是重要的思想内核与实践方向，是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具有代表性的文化基因与文化符号，其在历史的不断发展过程中也得到接续传承。

“讲信修睦”蕴含着对和谐社会秩序的普遍性追求

王学斌：衡古观今，包括“讲信修睦”在内的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暨中华文明的宇宙观、天下观、社会观、道德观，需要我们在马克思主义中国化、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建设、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现实进程中加以审视，要在中华文明赓续延展的历史脉络中加以理解，不断实现其更为本质、深刻的功能与价值。

赵亦彭：“讲信修睦”是中国传统治理文化的重要思想内核。在描绘中国人心目中的盛世景象时，《礼记》描述了治国理政的最高理想，是让全天下都能为人们的共同利益服务，选拔德行高尚的人，任用能力出众的人，人与人之间讲求诚信，构建和谐的社会关系。这是中华传统文化对“什么是理想社会”的初步概括，同时也是对“如何构建理想社会”这一人类之问的历史回答。

在这样的理想境界里，“选贤与能”为社会实践确保提供必要的素质准备，“讲信修睦”则从构建社会关系的角度，为实现“天下为公”提供了社会层面的思想与价值准备。

王煦：“讲信修睦”，因其蕴含的对和谐社会秩序的普遍性追求，而具有了超越时空的强大持久生命力，也与近代以来我们所追求和坚守的马克思主义、科学社会主义价值理念存在着显著的内在契合。

就“信”而言，马克思在世时，就高度关注诚信问题，也极为重视人际关系和社会组织。他从经济学视角研究资本主义信用制度，指出其历史进步性——“信用制度加速了生产力的物质上的发展和世界市场的形成”。而资本主义信用制度对社会经济矛盾和危机的加剧与诱发，也“加强了旧生产方式解体的各种要素”，促使资本主义加速过渡到新的社会制度（《资本论》第三卷）。由此，在社会主义社会，信用制度就绝不能成为少数人剥削社会财富的工具，而必然要以推动社会整体利益发展为其终极目的。另一方面，马克思主义者也注意到信用在心理层面的作用。信用并不是纯粹的经济问题，它更多的是经济与道德问题相结合的产物，是人们在经济领域中必须遵循的道德原则。马克思主义者在批判资产阶级（乃至一切剥削阶级）道德中“诚信”的虚伪性的同时，也强调革命的、社会主义政党和政权必须具有真正的诚信，其核心就是切实践行为人民服务，以人民为中心。

除了作为社会基本法则的诚信之外，马克思主义者也强调在新社会中实现和谐有序发展，从而与“修睦”的思想形成呼应。在马克思主义者所描述的共产主义社会中，人是社会的主体，人在社会中生活的最终目标是实现自身的自由而全面发展。而“人是一切社会关系的总和”，人的全面发展的基本内容自然也包括人的社会关系（人与人、人与社会）的协调发展，“人终于成为自己的社会结合的主人”（恩格斯《社会主义从空想到科学的发展》），社会达到真正的和谐和睦，实现社会文明新的飞跃。

马克思主义传入中国后，因其内在契合性，而为古老的“讲信修睦”思想提供了新的活力与发展，同时“讲信修睦”也为中国革命建设实践和马克思主义中国化进程提供了宝贵的理论资源和深厚的价值滋养。

将“讲信修睦”写在人类文明发展史的历史长卷上

王学斌：我们要继续深入发掘、阐明“讲信修睦”等优秀传统价值理念与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科学社会主义价值观主张的契合之处，同时也要不断推进其创造性转化、创新性发展，以适应现代社会和国家未来发展的需要，更好激发当代国人的精神共鸣。

具体对“讲信修睦”而言，也就是需要我们在认清其思想源流、光大其精神理念的同时，找到其适应当代中国民主政治、市场经济、法治社会、多样文化的落脚点和能够发挥更强大、更实质影响的切入点，达到观念融通、制度保障、社会监督和实践贯彻的全方位古今圆融一体，将中华文明的优势持久延续而发扬，不断助力当代中国和中国人的思想理论发展、精神境界升华、文明程度提高，为建立更加和谐美好的国家与社会夯实基础。

王煦：党的十八大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高度重视社会诚信建设与和谐发展。习近平总书记就社会诚信、和谐问题作出了诸多重要论述和部署，遍及政治、经济、社会、文化、党的建设等各大领域，不断赋予它们新的内容和意涵。

在实践中，“和谐”、“诚信”、“友善”作为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重要内容，得到持续宣传、培育和践行。“和谐”更成为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的建设目标和价值追求之一。

党的二十大进一步提出，要完善包括社会信用等在内的市场经济基础制度，健全诚信建设长效机制，同时提高政府行政效率和公信力。诚信从传统社会的道德理想，日渐发展为贯通精神、制度、实践全方位的社会规范体系，覆盖到人们生活的方方面面，捍卫着人民群众的切身利益，也不断促成全社会持久的和睦与和谐。

赵亦彭：每当中国社会发展进入新的历史阶段，如何对待既有文化，如何实现既有文化的当代价值，都会引发人们的思考。在中华文明几千年的历史长河中，传统文化得以不断实现自我充实、自我发展、自我更新直至自我迭代，最终生生不息、与时俱进，靠的便是敢于自我扬弃。作为传统社会治理文化核心理念的“讲信修睦”也是如此。

新时代赋予新的使命与任务，实现国家治理的现代化，首先要实现符合社会发展规律与实践标准的社会治理思想的现代化。作为传统社会价值重要组成部分的“信”与“睦”，在新时代社会核心价值观中同样占有一席之地。新的历史实践和对现实的深刻把握，使得“讲信修睦”有了更加丰富的文化内涵，更加广泛的实践延伸，彰显出更加深刻的时代意义。

在党的二十大报告中，习近平总书记发出了“以中国式现代化推进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伟大号召。中国式现代化概念的提出，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时代化的历史实践总结，也从理论到实践层面对优秀传统文化进行了科学、系统地激发：在将其转化为马克思主义理论深深植根中华大地的文化沃土的同时，也催化了传统文化现代性转化的内生动力。在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时代化的历史语境下，“讲信修睦”成为中国式现代化在历史实践过程中传承优秀传统文化的重要价值内涵。

“讲信修睦”从历史与辩证两个角度给出了切合中国具体实际的答案：尊重客观事实、顺从客观规律、按客观规律办事、最终实现走在客观规律前面，让客观规律为现实工作服务。涵育“讲信”的精神文明，丰富“修睦”的物质文明；用对自然环境的“讲信”，实现人与自然关系的“修睦”。“讲信修睦”以其厚重的历史底蕴与高度的文化契合性丰富了中国式现代化的思想内涵与理论意蕴，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治理文化牢牢扎根新时代建设事业提供了丰厚的历史文化沃土。

《荀子·天论》谈及客观世界的多样性发展，认为“万物各得其和以生，各得其养以成”。“海纳百川，有容乃大”，是对中华文明亘古以来兼容并蓄、开放包容的绝好形喻。当代中国坚定站在历史正确的一边、站在人类文明进步的一边，用自己的实际行动，以文明交流超越文明隔阂、文明互鉴超越文明冲突、文明共存超越文明优越，将“讲信修睦”实实在在写在了世界文化交流史与人类文明发展史的历史长卷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