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档案是社会记忆的储存器。保存档案,就是保存我们的记忆。2022年,由国家档案局选送的“贵州省水书文献”和“南通大生档案”入选《世界记忆亚太地区名录》,目前我国共有14项档案文献入选《世界记忆亚太地区名录》、13项档案文献入选《世界记忆名录》,彰显我国档案大国、文献大国的实力。本期我们邀请专家介绍“南通大生档案”的内涵与价值。

大生纱厂是张謇创办实业的发端

2022年11月24-26日,联合国教科文组织世界记忆亚太地区委员会第九次会议在韩国安东举行,由中国提名的“大生纱厂创办初期档案(1896-1907)”通过评审,入选《世界记忆亚太地区名录》。

“大生纱厂创办初期档案(1896-1907)”共205卷,见证了大生纱厂创建初期艰难的发展进程,记录了中国早期股份制企业的资本运营情况,反映了张謇从一位传统士绅到一个领时代风气的企业家的转变,也揭示了大生纱厂规范管理、遵循商业规则经营的情形。

1895年农历八月,两江总督张之洞委任清末状元张謇筹办纱厂。1899年5月23日,大生纱厂正式开车。其间集资之难,张謇日后有“坐困围城,矢尽援绝”的感慨,但即使“进无寸援,退且万碎”,张謇还是以坚忍不拔的意志,把现代工业引进南通,进而彻底改变了南通的面貌。

大生纱厂是张謇投身实业的开端,也是张謇日后兴办教育和社会公益事业的基础。张謇所创办的各项事业,大抵都由大生纱厂发轫,通过已有企业投资或者垫资,加上他和亲友的引导,带动社会力量和资金投入而不断创设,渐次开展,并不断滚动发展。这些由张謇所创企业的资金作为纽带连接起来的企业、文化机构和慈善机构,通常被称作大生系统,因此相关单位形成的档案,被称为大生档案。“大生纱厂创办初期档案(1896-1907)”是其中最早也是最珍贵的部分。

大生纱厂于1899年开车之后连年盈利,使得张謇在大生纱厂的经营管理方面,拥有至高无上的话语权。张謇的档案意识,决定了大生纱厂,乃至后来的大生系统单位档案积累、保管的意识和水平。

档案意识,是人们对档案价值的认识,由此引发对档案的积累、保管和利用的行为。档案意识实质是权利意识,同时也是一种文化自觉。张謇的幕僚生涯,大大增强了他的档案意识,使他开始自觉地形成和保管档案,更善于利用档案,不仅出于维护自身和大生企业的需要,也用于塑造良好的社会形象。

大生纱厂最早的有关档案管理的制度,体现在张謇起草于1897年、定稿于1899年10月的《厂约》中。《厂约》是大生纱厂早年的企业管理制度,开宗明义大生纱厂的设立是“为通州民生计,亦即为中国利源计”。《厂约》明确规范大生纱厂总理(厂长)和各董事(分管业务的负责人)的权职,员工薪水的标准,余利的分配等。

《厂约》还确定了大生纱厂档案管理的负责人是银钱帐目董事:“入储卖纱之款,出供买花之款,备给工料,备支杂务,筹调汇画,稽查报单,考核用度,管理股票、公文、函牍,接应宾客,银钱帐目董事之事也”。银钱帐目董事相当于总理的副手,在大生纱厂地位显赫,作为文书和档案管理的负责人,可以确保文书和档案工作的正常开展。银钱帐目董事还需在每年年底“另刊帐略,分别咨商务局寄各股东”。

正是依靠高度的档案意识和明确的档案管理制度,1899年11月17日,张謇在致刘坤一《承办通州纱厂节略》中,全面报告大生纱厂从1895年筹办到1899年开车的44个月艰苦历程后,张謇自信地说:“以上各节,皆有公牍私函可据,撮要备采”,所有汇报的内容,都有据可循,都是从档案摘要而来。

重视档案以服务企业精细化管理

“大生纱厂创办初期档案(1896-1907)”是在企业经营活动中直接形成的,具有原始性的特质,从而具备参考和凭证价值。大生纱厂保存的这些档案,既为企业的精细化管理提供依据,也维护了企业的权益。

1899年5月23日开车前,大生纱厂禀请南洋大臣刘坤一,要求派员到大生纱厂实地查验官机的破损情况。同时请江宁商务局的崔鼎,把瑞记洋行、地亚士洋行在湖北承办这批纺纱机器的原合同拿到大生纱厂来,用合同上的机器清单与实物核对。

因为1893年瑞记洋行、地亚士洋行承办纱机合同规定:“全厂机器备齐,零用物件配足六个月用,不得短少”;“如机器物料照来单有短少损坏,均由瑞记等行认赔”。后来根据现场勘察,以及通过与负责指导机器装配的汤姆斯的交流,张謇在10月19日给刘坤一的咨呈中认为:“似此项分领之机,因锈损而缺,非原单所缺。”至于应该添配的机件,先由大生纱厂垫办。

另据前往大生纱厂查验的候补道林志道致刘坤一的禀文,官机合同的原件存江南筹防局,沈燮均和高清建议林志道,把点验的官机清单交给江南筹防局,再与合同原单逐项对比。

大生纱厂是否借到、何时借到官机合同,或者江南筹防局是否替大生纱厂核对缺损情况,没有史料说明。但大生档案里确实保存着这份官机合同的抄件,张謇在首页上批注“存沪帐房备查”,说明最终大生纱厂取得合同的复本。通过核对官机合同,一方面避免机器的缺少,另一方面也验证锈损机器的数量,作为向官府获取补偿的依据。

档案里还有很多大生纱厂与中外企业签订的合同,是张謇在惨烈的商战中维护企业利益的保障。张謇认为:“既是买卖,应订契约。一切交涉事例,载明约内。”这些合同不仅有大生企业与国内企业签订的,还有相当数量是与外国洋行订立的。

1906年,张謇曾在上海聘请英籍律师哈华托担任大生纱厂、大达轮埠公司、江浙渔业公司等六家公司的法律顾问,顾问事项包括“商量事件、备办事件、陪从议事及写信案牍”,说明大生企业签订的合同都是经过律师把关的,这些合同作为档案保存,是张謇未雨绸缪的体现。

张謇强调诚信在经济活动中的重要性,“如履行契约,所有条件稍有欺诈,则信用难以保持,何以招徕主顾?便宜不过一时,损失终无尽期。”

从公司档案走向世界记忆遗产

张謇在南通创办大生纱厂时,即在上海设立了事务所,是为“大生沪所”,大生沪所为大生纱厂售货、融资等提供了便利。1953年,大生沪所撤销,其保管的大生档案,包括“大生纱厂创办初期档案(1896-1907)”在内,从上海运回南通。

1962年1月,江苏人民出版社副社长蔡暹和扬州师范学院历史系教师祁龙威、姚能等人到访南通,与时任南通市副市长曹从坡商谈,目的是建议扬州师范学院历史系师生利用假期时间,来南通整理大生档案,由江苏人民出版社出版。曹从坡对此表示赞成。这个提议最后没有得到落实,但推动了大生档案向南通市档案馆的集中。

1962年春,鉴于大生档案处于无专人管理状态,大生纱厂又缺乏良好的保管条件,在曹从坡的主持下,存放在大生纱厂的大生档案首先移交给南通市档案馆。时任南通市委秘书长的朱剑1962年3月10日给任职于南通市革命史料编辑室的穆烜的信里提及:“一厂的档案资料,已拟于最近几天运来市档案馆,公安部门调去的部分,老杨打算去看一下,也设法统一存于档案馆,以求一公司档案之完整性。”1962年5月,暂存上海的剩余大生档案由大生纱厂的党办秘书洪国辉从上海运往南通,直接入藏南通市档案馆。大生档案由大生纱厂移交南通市档案馆保管,意味着大生档案原有的凭证和参考价值逐渐弱化,由企业的资产转化为社会的共同记忆。

“大生纱厂创办初期档案(1896-1907)”载体为纸质,包括手稿、账册、地图等。大生纱厂的账册事无巨细,均记录在案,足可反映中国传统记账方式的全面与精细。其中,每日、每周、每月核校的圆戳印记,反映大生纱厂工作流程严谨有序;账册中的草码为中国传统记账方式;部分账册封面或空白页写有“堆金积玉”“余地生金”,反映讳忌“亏空”、憧憬金玉满堂的传统簿记文化。

张謇留存的文书集馆阁体、行草、行楷等于一体,尽显中国传统书法艺术的审美价值,传达出社会精英的主流审美取向。档案中的股票、厂房设计图纸,彰显工业美学的风格。

世界记忆名录是一项旨在保护、保存和便利获取和使用文献遗产的国际方案。联合国教科文组织于1992年启动了这项计划。世界记忆亚太委员会,是联合国教科文组织世界记忆名录的区域性组织。

2010年,我国《黄帝内经》《本草纲目》以及《天主教澳门教区档案文献》首次入选《世界记忆亚太地区名录》。目前,我国已有14项档案文献入选《世界记忆亚太地区名录》。“大生纱厂创办初期档案(1896-1907)”申报《世界记忆亚太地区名录》工作,于2022年4月启动,通过国家档案局评审通过后,6月15日,申报文本提交世界记忆亚太地区委员会。吴良镛、虞和平、田彤等学者出任申报文本起草的顾问。之后南通市档案馆多次接受世界记忆亚太地区委员会评委的咨询,并接待外国评委代表实地查阅档案。

张謇当年为纱厂取名时,想到的是《周易》中“天地之大德曰生”,故名大生纱厂。“大生纱厂创办初期档案(1896-1907)”展示了当时的中国人对现代化的探索,展示了中国人奋发图强、迎头赶上的精神。这批档案成功申报世界记忆亚太地区名录,是讲好中国故事、传播好中国声音的一个案例,通过档案,我们可以展现可信、可爱、可敬的中国形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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