廉为官之本，贪为政之蠹。贪腐历来是为法所不容、为人所唾弃的行为。在中国历史上，历朝历代都有谏臣上书进言，力请治贪，《乞不用赃吏疏》就是其中一篇。“疏”是我国古代臣下向君主陈述政见、评议政事的上奏文书。宋仁宗时期，官员队伍中贪污腐败成风、聚敛钱财无度，百姓怨声载道。在这种政治背景下，御史包拯向宋仁宗上言《乞不用赃吏疏》，力陈惩贪治赃，倡树廉风，挽救民心。

廉以用权廉以安民

包拯（999—1062年），字希仁，庐州合肥（今安徽合肥）人，进士出身。自幼勤谨孝顺，曾任监察御史、知谏院、御史中丞等职，弹劾过宋祁等权贵重臣，因刚正不阿、嫉恶如仇、爱护百姓被民众称为“包青天”。自宋代以后，以歌颂包拯为主题的疑难判案故事如《铡美案》《铡判官》《探阴山》等在民间广为流传，这些并非确有其事，但之所以它们为历代世人所知，究其原因，主要还是赞扬怀念包拯不畏权贵、公开公正、亲民爱民的仁心。

包拯在治学治政的过程中历览前朝历史经验，深谙廉是为官之德，更是民心所向。《乞不用赃吏疏》开宗明义讲“廉者民之表也，贪者民之贼也”。在此，“表”为表率、榜样之义，而“贼”为仇敌、祸害之义。廉洁奉公的官员是百姓的表率，而那些贪赃枉法的官员则是百姓的祸害。将“民之表”与“民之贼”两相对比，凸显了民本观念是包拯廉政思想的重要基础。包拯自入仕伊始，就一直倡导和躬行亲民爱民的作风。他在任职开封府时，为了防止门牌司收转状纸时向告状人索贿受贿，他改革诉讼制度，裁撤门牌司，大开正门，允许告状人直接上庭递交状纸，实现了官民“无复隔阂”，解决了百姓见官难、花费多的问题。透过诸多仁廉举措，可见包拯深刻认识到百姓乃是国家根本，为政应从养民、安民入手，廉以用权才能更好维护政权稳定，国家长治久安。

正如清人陈宏谋所说：“亲民之官，以廉为基。”廉洁是一个官员最基本的道德操守，贪腐之人怎么会做到公正爱民呢？在《乞不用赃吏疏》中，面对“赃污擿发，无日无之”这一贪腐丛生的困境，包拯痛心疾首。实际上，治贪不仅是为了重振朝纲。整肃政风，也是为了守住民心，营造崇德尚廉的世风。

严以用典 严以治贪

治贪需要制度，而制度重在执行。包拯曾讲“政失于宽，而弊于姑息”，法令执行不严不仅不能惩贪治恶，还会被大家轻视，损害法令权威。在《乞不用赃吏疏》中，包拯描述道，很多官员对贪赃者“或横贷以全其生，或推恩以除其衅”，有的无原则地从宽处理以保全其性命，有的为显示皇恩浩荡而免除其罪责。包拯将这种惩贪不力的松垮现状归结为制度执行不力。他讲，“虽有重律，仅同空文，贪猥之徒，殊无忌惮”。当时朝廷律法制度如一纸空文，官府审判执法视同儿戏，这才让贪赃枉法之人毫无忌惮，贻害社会。因此，要整治这一局面，必须“以法律提衡天下”。在总结执法不严这一根源后，包拯又列举了两个历史案例来说服宋仁宗对贪赃者要严刑峻法。第一个是“昔两汉以赃私致罪者”，其子孙也会被牵累无法做官。第二个是宋太宗时期“尝有臣僚数人犯罪”，这种犯赃滥者不可重新做官。以这一远一近两个案例来告诫宋仁宗严以治贪的重要历史经验。

作为谏官，包拯是北宋乃至整个中国历史上执法如山、秉公用权的典型。他在任职开封府时，辖区内的达官显贵沿惠民河大修楼台水榭，导致河道阻塞，河水暴涨，包拯不畏权贵，下令悉数拆除。他曾严劾贪官污吏，如国丈张尧佐、淮南转运使王逵、宰相宋庠等权贵重臣都曾因不守廉洁、贪赃枉法被他弹劾过，因此才留下了“阎罗包老”之称。

以廉选人 以廉用人

治贪需要依靠严刑峻法，但是基于防患于未然的考量，还需要在选人用人上下功夫。在《乞不用赃吏疏》中，包拯坚持把选人用人与惩治贪腐融为一体，惩罚贪罪是第一环节，能否再次录用是第二环节。凡“臣僚犯赃抵罪”者，不仅要给予严惩，还要断绝他重新入仕做官的可能，即使天下大赦，也不能免于处罚。“所犯若轻者，只得授副使上佐”，即使对那些贪赃罪行较轻的，最多也只能委以副使、上佐一类没有实权的职务。这就将廉德品质直接跟仕途发展挂钩，从选人这一环节断绝了赃滥者再度从政的幻想，降低了政风被二次污染的可能。如此，则既能做到激励廉吏，又能做到惩戒贪官。

在日常管理中，包拯不仅意识到“政失于宽，而弊于姑息”，也观察出“士驰于务，而幸于因循”是导致贪污腐败产生的又一重要原因。因此，为从源头上防范贪婪之人进入官员队伍，包拯主张以廉德标准选官、以廉政表现考官，以达选贤任能、公正公平。包拯一生判案众多，他发现之所以会出现冤假错案，除了与官员能力有关，更与官员受贿纳赃、判决不公相连。因此，包拯提出“精选廉干中正之人”，以此强化官员队伍的道德自律，激励大家将廉德作为持久修养内容。

《乞不用赃吏疏》言直而意真，话刚而情切，刺贪倡廉，是包拯众多奏章中的一篇反贪檄文。文中既描述了他对赃滥之事的痛恨之情，也表达了对重典治贪和以廉选人的深入思考，可谓是他“清心为治本，直道是身谋”这一主张的生动书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