书院作为古代官学的补充，肩负着培育人才的重任，沉淀着古代学者的思想精华、展现其学术交锋。在中国传统学术的塑造上，尤其是对理学的发展起到了重要作用。位于晋江安海，与温陵书院、小山书院、欧阳书院并称为泉州“四大书院”的石井书院，是中国历史上重要的传统书院之一。尽管石井书院不是由广建书院的朱熹所创建，但与朱氏一门三代有着不解之缘。

二朱过化开闽学

安海，位居福建东南。古名“湾海”，北宋开宝年间改为“安海”，是宋元时期泉州海外交通的重要港口。北宋末在安海设立津卡时，由于安海码头有“石泉井”，因此称为“石井津”。南宋建炎四年（1130年）建镇，名“石井镇”。首任镇监是朱熹的父亲朱松。

朱松，字乔年，号韦斋，人称韦斋先生，是北宋理学名家杨时的弟子罗从彦的学生。于建炎四年（1130年）奉调任石井镇镇监。任职期间，朱松在政务之余常召集士人学子讲习义理之学，由此开安海理学教化之先。来听朱松讲学的士人学子络绎不绝，富商黄护为朱松的才学所服膺，在知晓其讲学场所容量不足后，捐资献地，在官署旁兴修学社以方便朱松讲学，名为“鳌头精舍”，也就是石井书院的前身。自朱松在鳌头精舍讲学始，闽地理学开宗而安海学风大兴。石井书院与朱氏一门三代的因缘也由此而起。在朱松之后与石井书院结缘的是朱熹。

朱熹，南宋著名理学家，幼时曾随父亲赴任而暂居安海。后于绍兴二十一年（1151年）授泉州同安县主簿。绍兴二十三年（1153年）赴任，兼领学事。据《舆地纪胜》记载，朱熹在同安为官时常至安海，与父亲朱松的好友谈论经义，讲学不断。镇上的学子受此激励越发向学，安海学风日渐兴盛。以故，安海被称为“二朱过化”之地，理学也自此兴盛。而石井书院正是在这样的背景下兴建的。

四民同心振学风

南宋乾道年间，朱熹的学生傅伯成有感于朱松、朱熹父子对安海学风的影响，于是在鳌头精舍建“二朱先生祠”，绘二朱画像并奉祀，后简称为“朱祠”。嘉定四年（1211年），石井镇镇官游绛为当地学子求学之需，报请泉州知州邹应龙重修鳌头精舍，获得邹应龙的支持。于是，官绅士商共同捐资，按照府县学宫规制，在鳌头精舍原址建造石井书院。而在此时，正巧朱熹的第三子朱在以荫补官，通判泉州。由此，朱在得以参与监督、管理石井书院的兴建事宜。自此经朱松、朱熹至朱在，祖孙三代都与石井书院发生了联系。一门三代与书院结缘的情况，在中国书院史上实属罕见。

次年（1212年），石井书院落成，与朱祠合二为一。书院前设柩星门，中建大成殿，后立尊德堂，并绘制二朱先生像于尊德堂，同堂异室而祀。东西两边分建“富文”“敏行”“移忠”“立信”四斋。西序之前建杏坛，东序之左藏祭器。其规模建制，在当时泉州书院中位列前茅。其后，南宋宝庆元年（1225年），游九功任泉州郡守时，又对石井书院进行了修缮和扩建。书院制度完备，设有山长、司纠、待宾、训导等教职。历任山长有顾长卿、余谦一、陈元鳞、陈惟白、刘绍祖、陈棨仁等。

石井书院自建成以后，经历过风雨等自然灾害，也经历过人为侵占的破坏。但从未完全废弃，经过了多次的修缮、重建。明成化十二年（1476年），知府徐源、推官柯汉主持重建石井书院，塑朱熹像祀之。弘治十年（1497年），在知府李哲、同知罗憓的支持下，安海等地的乡绅、平民共同捐资，重新修建石井书院。嘉靖九年（1530年），在乡民的请求之下，由知县钱楩出公帑及富民出资再次进行修建。万历年间，石井书院被豪富侵夺。但在秀才黄汝良等人的抗争下，知府窦子偁出面勒令归还书院，并对书院进行了修缮。清乾隆十四年（1749年），当时的泉州通判提出人才培养的重要性不可小觑，于是乡绅们再次捐资，增创朱祠台门及两庑，延请名师教学，恢复学校本色。嘉庆十九年（1814年），乡绅又捐资大修。

自朱松于鳌头精舍开讲，经由朱熹论理讲学，再到石井书院创建，安海学风为之一振，一扫“七闽之俗逐末”之风。石井书院在几次毁废后能得到各方修建的支持，是因为安海学风兴盛导人向学。而安海学风之振，二朱讲学、兴学之力甚大，书院“教明于上，俗美于下”的成效也居功甚伟。

继往开来焕新采

光绪三十一年（1905年），清廷正式下令废除科举制度改办新学，旧式书院面临着退出历史舞台的危机。光绪三十三年（1907年），由安海华侨和地方乡绅蔡德远、陈清机等人发起，创办了“安海公立养正两等小学堂”，初址即位于石井书院。1925年，由倪剑堂倡办的“进化女学”，初期校址在朱祠，也即现今的石井书院。石井书院尝试由“旧大人之学”向“新式童蒙之学”转化。

进入21世纪后，晋江市、安海镇两级人民政府联合，再次对石井书院进行修缮。秉持着“修旧如旧”的原则，保存了宋代石井书院的面貌。书院内设立了《朱子家训》宣传展廊，还有安海近代教育大事记、石井书院历史沿革展示等，为了解安海文教、保存文脉提供了载体。二朱闽学对安海学风的振兴，传统文化在石井书院的积淀，必定会在将来再次如春风化雨般融入日用，重新开花结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