匡源，清代胶州人，出生于1815年，匡源13岁中秀才，25岁中进士，入选翰林，不久又被任命为翰林院编修，34岁入职上书房为皇子也就是后来的咸丰帝讲经。以后短短十几年里，受到朝廷高度信任，历任兵部右侍郎、吏部左侍郎、礼部尚书，军机大臣，乃至咸丰帝临终托孤而加封赐的赞襄政务大臣。在整个清王朝的汉员中，能够做到赞襄政务大臣的，匡源是第一人。但在辛酉政变中他被革除了一切职务。身处逆境的匡源仍自强不息，立身教坛，在清代山东教育史上占有特殊的地位，为齐鲁大地传承圣贤文脉、培养栋梁之才作出了很大的贡献。

匡源被革职返乡途经济南时，路费已经告罄。当时山东巡抚阎敬铭是匡源的门生，他十分佩服其学识和人品。阎敬铭非常重视教育，他诚聘匡源出任泺源书院山长。

办好教育不光有好老师，更得有好院长。乾隆皇帝即位伊始就颁布谕旨，将书院纳入国家教育体系之中，而后又对书院的院长、生源、规则、课程等提出了明确要求：“凡书院之长，必选经明行修、足为多士模范者，以礼聘请。负笈生徒必择乡里秀异、沉潜学问者肄业其中。其恃才放诞，佻达不羁之士，不得滥入书院中。”匡源在《泺源书院课艺》中提到：“余自乙丑春来主讲席”，也就是1865年出任山长。匡源任山长时期是泺源书院最兴盛的时期之一，他以培养人才为己任，在短时间内便延揽了一批名儒硕师至书院任教，并全身心地投入到教书育人和教学管理之中，亲自传道授业。除了担任泺源书院山长，匡源又应丁宝桢之聘担任尚志书院首任山长。身兼两院山长，这在泺源书院和尚志书院的历史上独一无二，惟匡源如此。

匡源担任山长以来，以“得天下英才而教育之”为志，孜孜坎坎，扶持后进，引导学生树立远大志向。他常说：“读书而取科第乃分内事，必求所以重科第者，愿诸生更有进也。”旨在告诫学生，生当盛世，应明德静心，肩负起治理国家和百姓的重任，要不断提高思想境界和知识水平。乾隆十三年，泺源书院制定了《训课条规》，提出“为学莫先于立志，为学莫要于寡欲，为学当敦实行，为学当秉虚衷，为学当勤讲读，为学当慎交”，匡源的教育理念也秉承书院“为国储才”的办学宗旨。

为了激发学生的学习热情，匡源选辑编印了多册教材，当作范文供学生使用。1867年，匡源刻印了《泺源书院课艺初编》及《泺源书院课艺二编》。1869年，匡源编刻了《泺源书院课艺三编》，时任山东巡抚的丁宝桢为之作序。丁宝桢在序中写道：“匡鹤泉先生主泺源书院讲席，日与肄业诸生考正文体……每月课艺多或至数百卷，必手自评点，详加删削，若塾师之教弟子，然其引诱后进用心可谓至深切矣。”可见，匡源亲自授课并且课时也非常多。1880年，匡源编选了《小题新编初刻》，选文50余篇，以供童试者读。1883年，朱学笃续辑匡源所选而未成之泺源书院《小题新编续刻》，共得文60余篇。教育学生秉持勤勉的躬耕态度。他以身作则，要求学生对经书义理“熟读精思、循序渐进、虚心涵泳、切己体察、居敬持志”。

匡源从政阅历丰富，曾出任乡试主考官和会试同考官，掌握选人用人政策和标准。推进创新。匡源为《小题新编初刻》作序：“吾故与之言信，乃取近人名作，细加评阅，共得文五十余首，因颜之曰‘小题新编’。夫所谓‘新’者，非惟句雕金玉，韵叶宫商之谓（即选文体裁、题材、出处、论理、行文等），谓其理新、意新、笔新、局新，令阅者一览其文，耳目为之一新焉”，可见他非常支持文章创新。尊重学生个体差异，因材施教。匡源根据学生水平的高低、天赋的大小和闻道的先后分类施教，以独到的教学方式和深入浅出的讲述，对学生在读书和研究学问方法上多加指导，力求使更多的学生成为栋梁之才。在他的指导下，学生进步很快。匡源担任山长17年，从学弟子达到3000人，外省慕名前来求学者无数，培养出中举人、贡太学以上者达400余人，其门生中成名者多至百人，有状元曹鸿勋、尚书张应麟、黄钰，翰林杨际清、法伟堂、柯劭忞等一批得意门生，成果之盛在清朝历史上少有。其中，法伟堂是胶州人，1889年中进士，授国子监学正衔武定府教授。后任青州海岱旌贤书院讲席总教，历时10余年，培养造就了许多人才，声望颇高。清末任济南师范教习所所长、《山东通志》总纂，著述甚丰，亦是名师。柯劭忞也是胶州人，他慕匡源大名入尚志书院，历任贵州提学使、京师大学堂经科监督、典礼院学士，曾是溥仪的帝师。他独立撰著《新元史》，参加了《清史稿》的编纂工作，曾担任清史馆代理馆长、总纂，编成了《清史稿》。

1881年，匡源病逝于泺源书院，门生曹鸿勋为其立教思碑，述其传道、授业、为国育才的丰功伟绩。较之从政的辉煌，其教育生涯对山东的影响更是深刻，他的门生故吏遍及全国各地，在这块土地上留下鲜明的印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