习近平总书记说：“要讲好家风故事，引导广大妇女发挥在弘扬中华民族传统美德、树立良好家风方面的独特作用，营造家庭文明新风尚。”我国古代留下了许多贤妻良母的故事，从这些故事中，我们能认知到女性对家庭的巨大贡献，感受到女性用爱温暖身边的每一个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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田稷子母教育儿子非理之利，不入于家
《诗经》中有一首《伐檀》，是伐木工人对不劳而获的贵族的责问。这是《诗经》中的名篇，文字简洁而内涵深刻，我们不妨来看第一段：“坎坎伐檀兮，置之河之干兮，河水清且涟猗。不稼不穑，胡取禾三百廛兮？不狩不猎，胡瞻尔庭有县貆兮？彼君子兮，不素餐兮！”
伐木工人奋力砍下高大的檀树，将它放在河岸上。风吹河水，泛起波纹。而伐木工人心中也生起了疑问，那些不稼不穑的贵族，凭什么能拿走农夫生产的那么多粮食，那些不狩不猎的贵族，为何他的高宅大院中悬着貆皮？对君子而言，最起码的一条是不能尸位素餐。
《伐檀》共三段，重章叠句、回环反复，每一段只有若干字不同，如第二段的最后一句是“彼君子兮，不素食兮”，第三段的最后一句是“彼君子兮，不素飧兮”。
先秦时代，《诗经》的功能不只是供人欣赏的文学作品，而是具有一系列相当实用的功能。人们在外交场合中引用《诗经》中的话，委婉表达自己的意思，也在家庭教育中引用《诗经》中的话，增加自己的说服力。
战国时期，有一位母亲的教子言行，令敬佩她的人想起了《伐檀》中的话。田稷子是齐国一位官员，有一天，他给母亲送来了一笔钱。母亲见到后并不高兴，她知道儿子的俸禄有多少，凭儿子的俸禄是绝不可能积攒下这么多钱的。母亲问田稷子钱从何来，是从其他人那里收到的吧？田稷子不敢对母亲撒谎，表示确是下属所赠。
母亲面带怒色，对儿子说道：“吾闻士修身洁行，不为苟得，竭情尽实，不行诈伪，非义之事，不计于心，非理之利，不入于家，言行若一，情貌相副。”这段话中尤为重要的是“非义之事，不计于心，非理之利，不入于家”这四句。义利之辨是君子的必修课，孔子、孟子对此多有论述。君子不是不言利，但要将义置于利之前，而且对于不义之利必持拒绝的态度。田稷子接受下属贿赂，属不义之利，实在不配再称为君子了。
母亲接下来的话更加锐利，朝廷给予田稷子官职和俸禄，他本应“尽力竭能，忠信不欺，务在效忠，必死奉命，廉洁公正”，由此我们能看到在田稷子母的心中一个称职的官员应当具备的操守。但田稷子廉洁失守，不能算是“忠”，他的所作所为与母亲的教诲相违背，不能算是“孝”。母亲不要不义之财，也不要不孝之子。说罢，母亲让田稷子离家。
母亲的话让田稷子对自己的所作所为感到万分后悔，他将钱退回给下属，主动向齐宣王交待自己的罪行，要求对自己治罪。齐宣王听说田稷子母的教子之言后，由衷称赞，并免除了对田稷子的处罚。听闻此事的君子，亦称赞“稷母廉而有化”，并引用《诗经》中的话，进一步强化这则故事的教育意义。他们所引用的就是《伐檀》中的“彼君子兮，不素飧兮”，君子无功不受禄，怎么能够贪污受贿呢？
田稷子母的故事，记录在西汉文学家刘向的《列女传》中。这则故事，被刘向安排在此书的第一卷《母仪传》中，与之同传的还有著名的孟母三迁的故事。刘向在讲完一位女性的故事后，还通过“颂”的方式表达自己的观点。他为田稷子母写的颂是：“田稷之母，廉洁正直。责子受金，以为不德。忠孝之事，尽财竭力。君子受禄，终不素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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桓少君与孟光以俭约为美，留下贤内助的美谈
北宋史学大家司马光不仅为后世留下了《资治通鉴》，还留下了一些重要的家训著作。家训史上的名篇《训俭示康》，是司马光对儿子司马康的劝诫，核心内容是希望“以俭素为美”的家风能够传承下去，当效法古人以节俭为美德，拒绝奢侈与浪费。这样的思想也表现在他的《家范》中。
《家范》“取经史所载圣贤修身齐家之法，分十九门，编类以训子孙”。这部书以有益人心的家教故事为主，也包含司马光本人的一些评论。在他看来，作为贤内助的女性，“以俭约为美，不以侈丽为美也”。
司马光在书中提到的“以俭约为美”的例子有“汉鲍宣妻桓氏，归侍御服饰，著短布裳，挽鹿车。梁鸿妻屏绮缟，著布衣、麻履，操缉绩之具。”
汉代鲍宣的妻子桓少君，少君是她的字。鲍宣曾拜少君的父亲为师，少君的父亲欣赏他甘于清苦，遂将女儿嫁给他，并且给予丰厚的嫁妆。鲍宣对妻子表示，她生长于富贵之家，而自己出身贫寒，实在不敢收下这份厚礼。少君说这是父亲的一份心意，现在自己既然嫁给了鲍宣，愿意按他的意思退回嫁妆。于是少君退回嫁妆，换上了“短布裳”，与鲍宣共拉一辆简陋的鹿车回到鲍宣的家。
关于这辆鹿车，史书还有一段记载。鲍宣的孙子鲍昱有一天问奶奶还记得那辆鹿车吗。少君说婆婆曾提醒自己“存不忘亡，安不忘危”，自己怎会不记得那辆鹿车呢？在其语境中，简陋的鹿车代表贫寒的日子，生活条件改善了，但不要忘记昔日的贫寒，保持警惕，勿奢勿骄，如此才可使家道长久。
讲完了桓少君的故事，我们再来看梁鸿妻的故事，两者有异曲同工之妙。汉代高士梁鸿妻子的名字是孟光，这是梁鸿为她取的，因为她的美德如光一样灿烂耀眼。
梁鸿是扶风平陵（今陕西咸阳）人，品德高尚。史书记载他曾在皇家苑囿上林苑牧猪，有一次由于用火不当，导致一户人家受到损失。梁鸿找到这户人家，询问其损失，表示愿意赔偿。受损人家嫌梁鸿赔少了，梁鸿表示自己没有其他财产，愿给他家做工。梁鸿没日没夜地为这户人家干活，毫无怨言。
后来，梁鸿回到家乡，有许多人“慕其高节”，要将自己的女儿嫁给他，但梁鸿都没有同意。同县的孟光也“慕其高节”，别人给她介绍对象，她都看不上，对父母表示非梁鸿不嫁。此事传到了梁鸿耳中，他主动请人来提亲。
两人结为秦晋之好。孟光穿得漂漂亮亮地到梁鸿家，可梁鸿却连着几天不理她。孟光问为何不理她，梁鸿说：“吾欲裘褐之人，可与俱隐深山者尔”，而如今孟光着华服、施粉黛，怎么能忍受隐居山中的贫寒生活。孟光听后，心中颇感宽慰，因为她之所以着华服、施粉黛，是想“观夫子之志”，梁鸿果然是一个懂得出处进退、不慕名利的高士，孟光遂换上粗布衣衫。两人隐居山中，“以耕织为业，咏诗书，弹琴以自娱”。后来他们搬到苏州生活了一段时间，留下了“举案齐眉”的故事。梁鸿与孟光了解彼此的志向，志向契合，相敬如宾，亦相互成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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郑善果母期盼儿子传承家风，成为忠勤之士
传统中国社会以农为本，形成了“男耕女织”的性别分工，女性的劳动成果，同样是家庭生计的重要组成部分。古代贤妻良母将纺织视为自己的重要技艺，“慈母手中线，游子身上衣”，这项技艺能为家庭成员生产衣料，同时也是女性心灵手巧、勤劳俭朴的表现。《隋书》中记载了一位母亲，其子官居高位，仍坚持纺织，并以此教育自己的儿子。
她就是郑善果的母亲崔氏，出身于清河崔氏，这是魏晋南北朝隋唐时代的名门望族。史书记载崔氏“贤明，有节操，博涉书史，通晓治方”，具有较高的文化修养。崔氏的丈夫是北周将军郑诚，他为国战死，教育儿子郑善果的重责大任落在了崔氏身上。
由于父亲的功劳，郑善果年纪轻轻就继承了爵位，踏入了仕途。郑善果在公堂上处理政事时，母亲常端坐在屏风后听他如何处理，若处理得当，母亲便觉高兴；若处理不当，或者郑善果对百姓的态度不好，乱发脾气，母亲便会终日不食，流泪不止。
郑善果问母亲为何如此，崔氏对他说：“吾非怒汝，乃愧汝家耳。”她想起了自己的丈夫，是一个为人称道的“忠勤之士”，他为官廉洁，待人恭谨，不言私利，为国战死。她希望儿子应当以父亲为榜样，她深恐对儿子的教育不到位，使其“不知礼训，何可负荷忠臣之业乎？”她提醒儿子，自己能够有今天的官职，是因为朝廷对其父的关爱，倘若对百姓随意发怒，甚至贪图享乐而荒废政事，则不仅败坏家风，对不起父母的教诲，也有负于朝廷，有负于百姓。
崔氏勤于纺织，有时劳作到深夜才止。郑善果很是不解，自己做到了三品官，俸禄丰厚，母亲完全不需要再亲自纺织来节约家庭开销。他将自己的这番见解告诉母亲，母亲颇为失望，她以为儿子长大了，应该懂事了，听他如此说，分明是还未懂事。她告诉儿子，不要忘了自己的官职是从何得到的，是因为朝廷体恤其父。朝廷的恩赐不应独自占有、坐享富贵，而应该用来周济有困难的亲戚。崔氏如此想，亦如此做，史载“内外姻戚有吉凶事，但厚加赠遗，皆不诣其家”，人不到以免麻烦亲戚，但馈赠到以解亲戚的燃眉之急。
至于纺织一事，崔氏认为这是自己应做的事，“若堕业者，是为骄逸”，她将纺织视为保持自己节俭生活、防止骄纵奢侈的一种方式。崔氏常穿着“大练”，这是一种粗帛做成的衣服，“非祭祀宾客之事，酒肉不妄陈于前”。
在崔氏的悉心教导下，郑善果亦能做到为官清廉，克己奉公，还在隋末“考为天下最”，即在对官员的考核中获得优异的名次。母亲在身旁的日夜叮咛，就如一面镜子、一个号角，鼓励我们向真向善向美，在人生漫长的跋涉中，我们总能从母亲温暖的爱中汲取力量。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