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年来社会上流行着一种比较普遍的思维倾向，人们喜欢把一些不好的、不公正的和不健康的行为和现象不加分析地统称之为“腐败”。“腐败”两个字，一度成为一个比较时尚的贬义词，有时甚至成了少数人发泄心中委屈和愤怒的专用谴责词语，每当碰到扯皮的、不顺心的、令人头痛的事情，痛斥一声“腐败”，像是真有一点让人平心顺气作用似的。

　　随着“腐败”概念在人们思维和言谈中的泛化，“腐败泛化”的认识也时常见诸报端和各种媒体。学校收费高了，有人说是教育腐败；看病花钱多了，有人说是医疗腐败；发表文章出现雷同现象，有人说是学术腐败；艺术比赛评奖分歧大了，有人说是艺术腐败；交通警察街头纠正违章，有的司机也要戏称为执法腐败。大有“腐败是个筐，啥都往里装”之势。

　　当前国内外对“腐败”的定义尚还没有一个统一的标准，比较流行看法是：腐败是指公职人员利用公共权力谋取私利的行为。也就是我们常说的“以权谋私”。前提要件是公共职位和权力。“腐败泛化”这种认识的存在，无形中改变了腐败一词的特定涵义，扩大了腐败的外延，让其成为一个无所不包的垃圾筐。这样一来，就必然混淆了违法与违纪、大恶与小错之间的界限，给人们思想认识和反腐败理论造成极大的混乱。

　　分析“腐败泛化”产生的原因主要有以下几条：一是执掌一定权力的干部的腐败行为危害了广大人民群众的切身利益，损害了党和政府的形象，给人们的心灵造成了强烈的刺激与震动，使得人们遇到一些不好的现象和丑恶的东西，就不由得和腐败相联系。二是近两年我党反腐败的力度日益加大，查处的大案要案不断在各类媒体上公开曝光，报刊杂志、广播电视和网站网页上，随时可以见到腐败案例的报道，天长日久，容易使一些人产生腐败分子越来越多，甚至认为“越反越腐败”的错觉。三是在弘扬正气方面，我们对廉洁奉公的领导干部形象从正面的宣传报道少，而报道腐败分子的话题多了一些，这从另一个方面给人们形成一个错觉，领导干部绝大多数是腐败分子。这样一来，一些思维单纯的人就会分不清整体与部分、主流与支流的关系，进而产生“腐败泛化”的思维定势。

　　“腐败泛化”观点的产生有客观原因，也有主观因素。多数同志是从憎恨腐败、杜绝腐败、渴望铲除一切腐败的根苗与土壤的善良愿望出发考虑问题，发表自己的观点。而少数敌对分子则是怀着诋毁和攻击我们党和政府的罪恶目的，抓住一点，不及其余，有意进行捣乱，企图在理论上搞乱人们的视线，引起不明真相的干部和群众对党和政府产生不满情绪。因此，它所造成的负面影响绝不可低估。首先是改变了国际公认的腐败涵义，扩大了腐败的外延，不利于反腐败斗争的国际接轨与国际协作。这样一来，在国际社会上，有人很可能对我国当前的反腐败形势产生误会和错觉，甚至还会成为敌对势力攻击我们反腐败斗争的口实。其次是混淆了反腐败斗争与纠正行业不正之风在工作方法上的界限差别。反腐败斗争主要侧重于“教育、制度、监督”的综合手段进行标本兼治，解决腐败问题。而纠风工作则主要通过贯彻行业和部门法规，查纠结合，严管重罚，遏制歪风来开展工作。如果把这两种在工作方法上各有侧重的业务混为一谈，就不利于“稳、准、狠”地打击腐败分子，也不利于实事求是地开展纠风工作，弄不好就犯打击面过大的错误，反倒让真正的腐败分子漏了网。再次，“腐败泛化”既不符合客观事实，又不利于弘扬正气和倡导廉洁自律精神。尽管当前社会腐败问题比较严峻，但是绝对不是全社会腐败，或者人人都想搞腐败。占我国公民绝大多数的工人、农民、军人和青年学生等社会积极分子，不但不搞腐败，不愿腐败，而且由于是腐败行为的直接受害者，他们对腐败现象深恶痛绝，始终持鄙视和坚决反对的态度。即就是在党员干部队伍当中，腐败分子也毕竟只是极少数。而大多数党员干部仍在默默无闻地奉献，勤勤恳恳地工作，他们才是社会发展的主流，是我们党和民族的真正脊梁。如果把个别腐败现象简单地用“泛化”二字作结论，一方面会让搞腐败的人抹去心中尚存的一丝罪责感，愈加肆无忌惮搞腐败，互相攀比搞腐败；另一方面会让广大党员干部和人民群众对反腐败斗争的前景丧失信心，从根本上抵消掉我们一系列反腐倡廉、弘扬正气的正面教育效果。因此，对“腐败泛化”片面认识所造成的严重危害必须有一个清醒的认识，决不可掉以轻心。

　　总而言之，“腐败泛化”的错误观点百害而无一利，我们必须谨慎对待。只有高举反腐倡廉的利剑，坚持标本兼治、综合治理、惩防并举、注重预防的方针，抓紧建立健全惩治和预防腐败体系，锲而不舍，扎实工作，我们一定会取得反腐败斗争的最后胜利，给“腐败泛化”的错误观点一个有力回击。一个社会祥和、民风淳朴、政风廉洁的美好局面一定会实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