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出生在普通的劳动人民家庭，父母早逝，家境贫寒。１９７０年中学毕业，被分配到市医药公司药材仓库当搬运工人。那时，我刻苦学习，努力拼搏，７０年代入了党，提了干；８０年代经过函授学习，取得了硕士研究生学历。从基层党支部书记做起，一步一个台阶地走到重要领导岗位。我的演变过程，可分为三个阶段。

    第一阶段是８０年代初。我先后在沈阳两家大型商业企业担任主要领导。当时我对自己的要求极为严格，和职工同甘共苦，从不搞特殊化，连亲戚朋友托我走后门、买快货，我都一律拒绝。１９８３年至１９８５年担任团市委书记时，更是一心扑在事业上，对自己要求也是非常严格的。

    第二阶段是１９８５年担任市商业局长后。为了增强国有商业总体实力和市场竞争力，我狠抓了商业老企业的更新改造，新建扩建了十几座现代化大型商业设施，使国有商业经济效益逐年大幅上升。在事业发展较为顺利的情况下，我逐步放松了对自己的严格要求。从１９８６年开始，有些下属干部到我家汇报工作，联络感情，尤其春节期间以给小孩“压岁钱”为名，马向东，沈阳市原常务副市长。1982年2月至1999年6月，马向东单独受贿人民币341万元、美金23万元、港币11万元和价值人民币10万元的内部职工股，伙同他人贪污公款美金12万元，有价值1068万元的巨额财产不能说明其合法来源，被判处死刑，剥夺政治权利终身。送给我几百元、上千元。开始我也曾坚决加以谢绝，但后来碍于情面，不收下怕伤了对方的感情，就收下几份。岂不知这道防线一松，就一发不可收，以后逢年过节时给我送钱的人越来越多，送的金额也逐步增加。从１９９１年５月开始，我先后担任市政府副秘书长兼商办主任、市长助理、 副市长职务，除了商业部门一些老部下逢年过节继续给我送钱外，城建、交通部门和区县一些干部为了谋求我对他们工作上的支持、关照，也在春节期间以拜年名义给我送钱。我虽然也拒绝收一些，但由于贪心作怪，对那些自己感觉“靠得住”的，请托的事情不出“大格”的，也就收下了。开始收别人钱时，我也曾忐忑不安，夜里睡不着觉，想着如何把钱退回去，可是时间长了，次数多了，胆子越来越大，甚至心安理得了。

    第三阶段是１９９７年初至１９９９年７月案发前，是我在犯罪路上滑得最远、陷得最深的时期。我不仅收了下级干部的钱，也收了一些私企老板、外商的钱，一次受贿的金额有时高达十几万元、几十万元。所以出现这种情况，从主观上看，当时我分管的第三产业、城市建设、交通、环保等方面工作业绩比较突出，我有些飘飘然，忘乎所以。１９９７年末担任常务副市长后，手中权力更大了，围前围后讨好我的人更多了，我的私欲也更加膨胀起来。从客观上看，１９９７年１月，慕绥新到沈阳当市长，他急功近利、 好大喜功的工作作风和明目张胆、以权谋私的恶劣行径，直接诱发助长了我的贪欲和犯罪的胆量。

    我由一个普通劳动人民的儿子，一步一个台阶地走上领导岗位，又一步步跌向犯罪的深渊，原因是多方面的，教训也是十分深刻的。

    一是在改革开放和发展市场经济条件下，放松了世界观的改造，成为资产阶级拜金主义的俘虏。在领导岗位上，我曾经积极努力，为党和人民做出了一些有益的工作。但是，在成绩面前，我却放松了世界观的改造，失掉了劳动人民的本色，背离了“三个代表”重要思想和党的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根本宗旨。成为市级领导后，国家给的生活待遇不低，自己并不缺钱花，本应一心一意为党工作，可是由于我的人生观、价值观发生扭曲，认为自己是商业经营管理的专家，智商和经营管理能力比社会上那些民营企业老板强得多，就是与国外一些大老板比也不逊色。看到他们那么富有、那么潇洒，自己内心不平衡，也想将来退休后品尝一下当老板的滋味。几年来，我大肆收受贿赂、 聚敛钱财，也是为自己将来从“官场”转到“商场”铺后路。

    二是在对外开放和引资洽谈过程中，放松了自我约束和管理，滑向了资产阶级享乐主义的歧途。我在１９９５年分管城建工作后，为了解决城建资金匮乏，积极探索引进外资进行城市基础设施建设。１９９７年至１９９８年，我直接组织操作，从境外引进８亿元人民币，建设了沈阳大二环工程，改造了市区主要广场、街道，使城市形象出现了很大改观。在出境进行引资洽谈过程中，工作非常紧张劳累，我产生了放松休整一下的想法，开始由接待方和下属干部拉我到赌场开开眼界。我被赌场的气氛和赢钱的甜头所吸引，１９９８年以来，我到香港洽谈项目时，多次借机去澳门参与赌博。在马来西亚、韩国等开展招商引资活动中，我也悄悄跑到当地赌场碰碰运气。开始是用个人的钱去玩，１９９８年３月，下属干部从别人手中借来巨资参赌，我得知后，不但没有坚决制止，反而也多次在赌场接受下属干部给的一些筹码参赌。我在境外的参赌行为是追求享乐、生活腐化的表现，与党员领导干部身份是格格不入的，在政治上也造成了极坏的影响。

    三是法制观念淡薄，存在严重的侥幸心理，促使自己跌入罪恶的深渊。过去在领导岗位上，也学习过法律知识，但没有联系自身的问题，从法律高度认识自己犯罪行为的社会危害性和严重程度，因而没有主动中止犯罪。而是存在严重的侥幸心理，认为给自己送钱送物的人绝大多数都是下属干部和朋友，不会出卖自己；自已虽然凭借职务和地位形成的便利收取了他人的钱财，但是，对他人请托的事情属于政策允许范围内的才帮忙办理，提拔使用的干部也是基本符合条件的，因此，我的问题不容易暴露。正是这种贪心和侥幸心理，使我在犯罪的道路上越走越远,不仅坑害了自己和家庭，也坑害了下属干部和亲朋好友。我于１９９９年７月２日被中央纪委“双规”审查，同年１０月１２日被逮捕，在东北关押７个月。我没有彻底向组织交代自己的严重问题，而是千方百计解脱罪责，甚至出现串通案情、违反监规等严重问题，都是由于自己存在严重的侥幸心理，想逃避法律的制裁，结果适得其反。沉痛的教训使我认识到法律的尊严和“手莫伸，伸手必被捉”“法网恢恢，疏而不漏”的客观规律性，任何人只要违法犯罪，都逃脱不了法律的制裁。  （摘自《经纬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