儒家的思想政治是以尧舜时代为代表的"大同"之世。从历史传说来看，中华大地在上古时代已经是"天下万邦"，人口众多。华夏先民为了解决共同面临的自然环境的严峻挑战，在幅员辽阔的地区建立了相对统一的部落联合体。尧舜作为君王，开创了一个"公天下"的德治传统。当时所谓的"德治"，是以平等共生的理念处理氏族、部落、邦国之间的关系。它的最高表现就是"协和万邦"。《尚书》说尧："克明俊德，以亲九族；九族既睦，平章百姓；百姓昭明，协和万邦"，即他能由近及远地团结天下人民。

　　儒家这种"德治"主张以思想教化为主。它重视培育和提高民众的基本道德素养。孔子说："道之以政，齐之以刑，民免而无耻。道之以德，齐之以礼，有耻且格。"仅用政令来引导，用刑法来威慑，禁止民众做坏事，那么民众充其量能做到不触犯法律，但不会有羞耻之心；如果用道德来引导民众，用礼仪来规范民众的行为，民众就不但会有羞耻之心，而且能逐渐成为有道德的人。道德教化包括"身教"和"言教"两个方面。中国的德治传统尤其重视身教的作用，即所谓"身教重于言教"。德治传统的要旨是"治者"作道德表率和示范来教育和感化"被治者"。

　　儒家关于尧舜历史传说的记载，反映了中国原始共产制时代的情况，同时也寄寓了儒家的政治理想。但是，原始共产制一去不复返，而先秦诸子百家所直接面对的已不再是"以德兼人"的时代，相反却是"以力兼人"的时代，正如韩非所说："上古竞于道德，中世逐于智慧，当今争于力气。"由此而有了政治思想上的"德、力之争"。

　　显然，德治、法治是相对而言的。历史上的法治是指刑治，具有浓厚的人治色彩。法自君出，皇权至上，与现代法治的意义不同。史称周代《甫刑》规定墨刑、劓刑、刑、宫刑和大辟之刑共有３０００条，即所谓"五刑之属三千"。五刑之中，大辟是死刑，其余都是残害身体的肉刑。任德不任力，是原始儒家处理国家之间政治关系的准则。这无疑对于当时实行的繁刑苛政而言，是一种进步。

　　但是，单纯注重道德，忽视国家的经济和军事实力，导致奉行儒家的诸侯国先后灭亡。而法家任力不任德，也导致了我国历史上显赫一时的秦、隋等王朝迅速灭亡。秦用商鞅之法，增加肉刑，有凿颠、抽肋、镬烹之刑，连坐之罚，诛灭三族。秦始皇时，"赭衣塞路，囹圄成市，天下愁怨，溃而叛之。"汉初用酷吏治民，"法出而奸生，令下而诈起，一岁之狱以万千数。"所以，历史也证明单纯以刑法治国，是治理不好国家的。

　　汉代儒家面对现实，吸取秦王朝与汉初的经验教训，开始推行德教，提出"以孝治天下"，将树立孝道观念作为培养仁爱精神的根本。他们调整德、力之争的观点，主张"德、力并重"，既要重视道德，也要重视国家的实力，取得了良好的政治收效。东汉王充曾经总结说："治国之道，一曰养德，二曰养力"，要"文武张设，德力具足"，"外以德自立，内以力自备；慕德者不战而服，犯德者畏兵而怯。"汉代成为我国封建社会第一个繁荣强盛的朝代，同这种思想有密切的关系。

　　唐初统治者认真总结并吸收了暴政亡隋的历史教训，得出了封建政权生死存亡的关键在于人心向背的结论。唐太宗李世民对大臣说："天子者，有道则人推而为主，无道则人弃而不用，诚可畏也。"他说："若损百姓以奉其身，犹割股以啖腹，腹饱而身毙。"因此，他在立法上奉行"德主刑辅"、"约法省刑"，并注意法律的连续性与稳定性，把建立和维护封建法律的权威作为"安人宁国"的基本国策的一项重要措施。他在《唐律疏议序》里说："德礼为政教之本，刑罚为政教之用，犹昏晓阳秋相须而成者也。"即德礼是行政教化的根本，刑罚是行政教化的表现；德礼和刑罚对行政教化是不可缺少的，犹如昏晓相连成一昼夜，春阳秋阴相续成一岁一样。法律的功效和礼仪道德的作用"相须而成"，在这里有机地结合起来了。综观《唐律疏议》，礼的精神已经完全溶化在律文之中，不仅礼之所许，律亦不禁；礼之所禁，律亦不容熏而且"尊卑贵贱，等数不同，刑名轻重，粲然有别"。

　　后世所谓的汉、唐盛世，特别是唐代，是我国历史上有意识地运用"德主刑辅"和"德法并重"思想而取得实效的典范。

　　明朝承接的元朝法纪荡然，吏治极端腐败。明朝从一开始就以重典治吏治民，可以说是"法治化"很强的社会。明太祖朱元璋在制定《大明律》的同时，还采缉官民过犯，连续编制了四编《大诰》。其内容基本上都是用严刑峻法惩治官民过犯的案例汇编。朱元璋重判赃吏，对于改善明初的吏治、缓和社会的矛盾，确实起了一定的作用。但连朱元璋自己也不得不承认："我欲除贪赃官吏，奈何朝杀而暮犯芽"他虽然与贪官污吏进行了长时间的斗争，却收效甚微。特别是在他死后，惩治赃官的法律逐渐废弛，贪赃受贿的官吏一般也不处死，而用戍边、罢职以代之，还允许他们赎罪。例如宣德四年，御史沈润"受金，出死罪"，"特命谪戍"。天启四年，御史崔呈秀贪赃，仅受个"落职回籍"的处分。随着明朝政治的日益腐败，贪官污吏鱼肉百姓更加不可遏制。明太祖重典治吏失败，不得不让我们深思。

　　当然，中国传统社会的法，无论是奴隶制法、封建制法，还是近代的半殖民地半封建制法，都是赤裸裸的特权法，充满了保守性，助长了政治上的腐败，延缓了社会的进步。它们与广大劳动人民群众的根本利益是对立的，民众对于法只有畏惧之意而无敬重之心。当代社会主义的法治代表人民的根本利益，保护人民的权利，理应得到民众的敬重。但封建社会形成的畏法而不敬法的心态，现在还在相当程度上存在着，人们自觉自愿地维护法律、遵守法律的意识还比较薄弱。

　　历史证明，什么时候把"法治"和"德治"有机地结合起来，什么时候社会就进步，国家就繁荣富强；什么时候将它们分离开来，无论是单纯的德治，还是单纯的法治，都不足以使社会安定，官员腐败现象自然也难以避免。

　　因此，面对民众法制观念不强，腐败现象日趋严重的现实，我们惟有实行江主席今年明确提出的、又被史实证明是行之有效的法治和德治并重实施，才能从根本上遏制各种犯罪，实现社会风气的根本好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