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领导者权力冲突主要表现形式

　　造成权力冲突的主要原因：一是政治信仰、政治立场、政治觉悟、政治见解等；二是社会组织原因（如组织机构中责权不明，遇事相互推诿扯皮等）；三是思想意识原因（如热衷于抓权，追求权力，不择手段地去争权等）；四是经济利益差异也容易发生权力冲突；五是法制观念淡薄、职业道德意识淡化等都会产生领导者权力冲突。领导者权力冲突在实际工作中有多种形式，其主要表现形式如下。

　　１、混淆权力与权利的关系。领导是人民的公仆，代表广大群众的根本利益，不能将人民赋予的权力视为“权利”，用来谋私。由于我国正处于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关键时期，在各级各类组织中，会出现某些不合理现象，从而造成组织由于领导者之间关系不和谐而发生冲突。自私的领导干部把公共权力当作个人谋利的私人资本。权力是党和人民赋予的，是一种公共管理手段。不为人民负责，就要受到人民的处罚，因为领导权力是一种附属的权力，而不是强权。

　　２、权力分配不当。领导权力分配一般有两层含义：一是指权力在组织中的分布，是从组织结构角度对权力的分配；二是指权力的授给，是从事务和工作的需要出发，领导者根据实现任务和完成工作的需要将其权力的一部分授给下属。所谓领导者的权力分配不当，就是指权力与职位、职责不匹配，也就是破坏了职权一致、责权对等、层级分明原则，从而造成责权不清的情形，工作中出现推诿或“踢皮球”现象，无疑增大了领导权力运行的“摩擦系数”。

　　３、权力越位。领导者及其职位范围，有相对明确的权限。如果领导者不依职位范围行使权力，破坏权限，那就是“越位”。权力越位即领导者的越权，指领导者实际行使的权力超越了职位相应权力的现象。权力越位势必造成群体的无序紊乱现象。在领导工作实践中，越权是一种较为有害的现象。不仅破坏了正常的工作程序（如分级领导、分工主管、各司其职、各负其责，这是领导活动系统的正常工作程序），而且不利于组织领导班子和组织内部的团结，削弱了社会组织的凝聚力和向心力，大大降低工作效率。

　　４、权力异化。权力异化是指领导者凭借职位之便，不尊重其权力的神圣，变异了人民委托的权力，即泛化、滥用职权或打折等现象。职权的泛化和滥用主要表现为无限制地使用权力，将权力泛化到自己的职业中去，从而使自身职业的服务功能转化为职业特权。所谓职业特权是指超出职业规范，利用职业之便实施对他人的控制能力。职业特权不只属于领导权力变异，每个有职业的人都有可能获得职业特权。如有些领导干部滥用职权买官卖官等。领导职业特权的形成更为直接和自然，且内容更广泛，因为他手里掌管有资源，有资金，还有“对人的权力”。领导者的这种个人职业特权不靠发命令或否定裁决使下属顺从，而是凭借对各种“资源”的控制和掌握迫使他人就范。

　　领导者职业特权可以说是一种相当普遍的现象，当然有程度和范围的差别。职业特权的实质，是以权谋私。有些领导见利忘义、见利忘法，最后终将自食恶果，甚至走向审判台和断头台。领导者玩弄职业特权，不仅直接危害国家、集体、人民群众的根本利益，还使按规定该办的事办不成，严令禁止的事却畅通无阻，更严重的是它败坏了社会风气和党风，破坏党和政府与人民的关系。

　　正义的权力，像阳光、空气一样真切诱人，人们无时无刻不在体察着它的存在。它给人们社会组织和社会生活带来巨大益处。但是权力的侵犯性、不平等性和可交换性使权力有被扩张而滥加使用的可能。权力异化是权力腐败的根源，权力腐败是权力异化的极端表现形式。由此可见，权力的异化不仅是形式上的命令服从关系的改变，而是权力的本质——人民的根本利益受到践踏，从而使权力的人民性、正义性、合理性变为权力的个人性、非正义性、不合理性。

　　５、权力行为道德失范。权力与道德从来就是纠缠在一起的，道德要制约权力，而权力又试图超越道德。究其终，权力者应是道德者。少数领导的公共利益和人民利益观念淡薄，个人利益甚至私欲昌盛，把个人得失作为制定政策的根本前提，为了达到一定的目的，施展自己的“权力”不择手段打击报复，甚至伤害所谓的“对立面”，丧失了应有的行政道德和领导伦理底线。

　　二、领导者权力冲突的预防和调试

　　由于市场经济趋利性的特点，加之我国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尚未完善，面对新时期的多样化，领导干部要提高自身素质，增强防范和调解权力冲突的能力，提高工作效率，就应做到以下几点：

　　１、增强法制观念，牢固树立“公仆”意识。面对新形势，我们每一个领导者必须时刻认清领导权力是人民委托的，而不是领导者个体的私权。领导权力是否被变异，根本标志在领导者是为公还是为私行使权力。为公就是为人民服务，为人民负责，就具体领导者而言，就是为实现组织目标用权；为个人、为私就是领导者以权谋取一己私利。领导者要真正做到向人民负责，就必须依法行使职权。依法行使职权，就是严格按法律、法规确定的范围、方式来用权而不能背其道而行之。所以，除了增强领导者自身的法制观念外，加强有关立法也相当重要。

　　２、正确处理“争权”与“让权”的关系。“争权”并非都是坏事，“争权”和“让权”本是一对矛盾，关键是为谁而“争”，为谁而“让”。“争”和“让”都是消除权力冲突的办法，关键是“争”和“让”都要体现出人民的利益。在日常工作中，讲争之有理，意味着必须站在党和人民的立场上，从大局出发，从而据理而争；争之有度，就是在即使有理的情况下，争取要讲究分寸、时机、场合。在日常工作中，是“争”还是“让”，这不仅反映了领导者的修养和姿态，而且反映着现代领导处理矛盾的艺术。一个领导者仅仅明白“争而得之”的道理远远不够，还应通晓“让而得之”的道理。这里所说的“让”，并不是一味地逆来顺受，更不是无原则的迁就，这里的标准和界限如毛泽东同志所说，一切言论行动必须代表广大人民群众的利益，为广大人民群众所拥护。

　　３、正确处理“主角”与“配角”的关系。领导之间发生的权力冲突，有时是因为双方都想扮演某一角色，或者都想在同一权力地位上争演“主角”引起的。在这种情况下，除了需要讲究“让”的艺术，还要讲究配合的艺术。其中特别需要领导者善演配角。就多数人的愿望而言，都愿演“主角”，而不愿演“配角”，这不仅是因为“主角”是舞台上的核心，容易引起人们的注目，而且因为演“主角”更容易表现和发展才能，符合人的“自然心理趋向”。然而，不论是在戏剧舞台上，还是在领导舞台上，不可能人人演“主角”，一个人更不能处处演主角。所以，现代领导要时常进行“领导心理换位”，做到能上能下，能正能副，既能演“主角”，又会演“配角”。

　　４、加强权力运行监督机制。领导权力能否得到有效的利用，在很大程度上取决监督是否有力。实践证明，权力一旦失去监督，权力黑洞就会形成，甚至越来越大。监督是现代政治学十分青睐的权力运作机制。要建立健全领导权力管理规章制度，逐步走上法制化道路。要实行公示制，确定并公开领导者权力的大小职责范围、工作目标、实际行为、财产等，让人们了解用权状况，并予以评价。应完善权力监督与管理系统，包括党的监督系统、国家监督系统、组织监督系统、法律监督系统、舆论监督系统与群众监督系统等。同时，要有严厉的制裁手段，主要包括行政处罚与刑罚。人最难的是自我约束，一个有“自控能力”的领导是群众最信任的人。所以，把法规的外在他律与伦理道德的内在约束有机结合起来，以达到领导权力运行中“法治”与“德治”的有机统一，是现代领导科学值得重点提倡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