父亲讲，我家那条光滑微弯的桑木扁担，是我爷爷在旧社会用它和两只烂筐挑着全部家当，从湖北逃荒要饭来到陕西的。当时国难当头，家里穷，爷爷去世时留下的遗产中最值钱的惟独这条扁担。父亲接过那条不同寻常的扁担，一家人的生活重担像大山一样从此压在了他的肩上。

　　当每天树枝上的鸟儿叽叽喳喳闹醒黎明，我还在床上睡懒觉，就听到父亲肩挑扁担“吱扭……吱扭”地跨出大门，踏进晨雾，开始了一天的劳作。父亲无职无权，又无木匠瓦工的一技之长，一家人吃住行用的一切开支就多在扁担上打主意。他肩挑扁担，担出门的是对一家人的神圣责任，担进门的是金灿灿的稻谷，红艳艳的苹果，绿莹莹的蔬菜……

　　那一年，父亲在自留地里种了两亩西瓜，指望西瓜卖个好价钱，到秋上修缮四面透风的破屋烂房。瓜蔓像通人性，在父亲的精心侍弄下，每天都在速长，晚上蹲地里能听到咯叭咯叭的拔节声。两个月后，瓜蔓坐瓜，绿油油毛绒绒的瓜蛋蛋一天一个样，长到拳头大时，上天不作美，眼睁睁１０天没下雨，旱得大地冒烟，瓜蔓一个个蔫不拉叽卷缩起来，父亲愁得浓眉紧锁。“活人能让尿憋死?”父亲牙一咬，担水浇瓜，硬是与上天较上了劲。瓜地离水井近一里路，父亲挑着百余斤的两个水桶，一趟又一趟在坑坑洼洼的田间小路上来回穿梭，脚下是汗水摔碎的花瓣，肩上是扁担忽闪忽闪奏出的乐曲，饿了，就着生葱蘸咸盐啃几口干馍；渴了，头扎到桶里咕嘟咕嘟喝几口清冽的凉水；累了，坐到树荫下叭嗒叭嗒抽旱烟，有时烟袋还吊在嘴上，头一歪，竟呼噜呼噜睡着了。母亲心疼地说：“用人肉换猪肉吃，真不划算，地不浇了，人要紧。”父亲硬邦邦撩出一句溅火星的话：天上不会掉下陷饼。怕累，不干，全家人喝西北风。然后，抓过扁担，照旧担水浇瓜。

　　父亲经过一个月追太阳赶月亮地玩命担水，人累得瘦了一圈，身上晒得脱了几层皮，使濒临枯死的瓜蔓又滴绿吐翠，焕发出勃勃生机，喜逢苍天接连下了几场透雨，到农历六月底，一个个又大又圆的西瓜躺满了一地，披上艳阳洒下的金光，像从天而降的一幅浓淡相宜的水墨画，煞是好看。我生日那天，父亲抱回一个３０斤重的大西瓜，嚓嚓嚓切成十八块，往桌上一放，绿皮红瓤，一家人禁不住眼前的诱惑，一口下去咬出半个月亮，齐声说“好甜”。我吃着西瓜，眼前陡然幻化出父亲头顶烈日身穿着短裤，光脊梁，一趟又一趟担水浇地的身影……

　　山坡上的青草绿了变黄，黄了变绿，扁担将父亲挺拔的腰杆压得渐渐弯曲，岁月的风尘在他脸上刻下一道道记载艰辛的皱纹。谈笑间，我长成了与父亲齐眉的小伙子。胸脯肩膀上渐渐隆起蕴藏力量的块块肌肉，为了减轻父亲肩上担子的压力，我也开始用稚嫩的肩膀挑起扁担帮父亲干点力所能及的农活。一次，我去山里打柴，返回时，因身单力薄，挑着１３０斤重的柴草走走停停，停停走走，直到晚霞散尽，还在村外一里多的山路上艰难地前行。父亲以为我碰上了狼或滚下了山崖，呼喊着我的乳名，打着手电，一路小跑地来接我。他见着我，说了声：“狗东西，天黑了，也不见你回来，把家里人能急死。”然后，挑起柴担，一溜风地走下山来。母亲把我和父亲迎进屋，她见我肩膀上磨起一个鹅卵大的紫色泡，疼爱地抹着泪花说：“肩膀嫩着呢，慢慢来，心急喝不了热米汤。”父亲撇下旱烟袋，瓮声瓮气地对我说：“我肚里没墨水，担了一辈子担子，为的是养家糊口，没多大出息。你要好好读书，老老实实学本事，学做人，长大了争取给国家干事，挑更重的担子。”那一夜，我肩膀上磨的那个血泡，疼得我迟迟不能入睡，父亲的句句教诲，似浪花朵朵，不停地在脑海里激荡。

　　我十八岁那年，从父母慈爱的视线里跨出校门，走进社会，怀着金子般的梦想，掀开了独立闯天下的生活画卷。几经奋斗，几经拼搏，我跳出农门，端上了国家干部的饭碗，荣升为“七品芝麻官”，官衔虽然不显赫，但也是生我养我那个小村寨出名挂号的“人物”，为了珍惜拥有，满足眼前，莫卷入红尘，生出非分之想，我时常回忆父亲肩上扁担奏出的那动人悦耳的乐曲。它虽然没有曲谱，没有歌词，不新潮时尚，但它的丰富内涵和特殊魅力却完全征服了我：谁严肃地对待生活，生活就会加倍地回报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