去年12月14日，位于西安白鹿原的“江村大墓”被证实为汉文帝霸陵的消息迅速刷屏，一个2000多年前、人们既熟悉又陌生的王朝连同那位以节俭清廉、勤政务实著称的君主，顿时成为坊间热门谈资。被后人冠以“文景之治”的盛世王朝，更让人们对汉文帝有了无限的好奇和敬仰。
汉文帝是谁？他何以被人们铭记？何以开创这一风清气正的治世局面？今天，当我们将聚光灯投射到汉王朝的这段高光时刻，虽远隔两千年，但依然能接收到来自时光深处的廉政文化启示。
江村大墓外藏坑考古发掘现场出土的大量陶俑。戴吉坤 摄
与那些以储君之尊顺势继位的皇帝不同，汉文帝刘恒在历史上的出场，并不算多惊艳。
公元前180年9月的一天，远在代国（今山西太原）的刘恒，突然接到消息，他被要求速入长安，继任大统，登基称帝。
在代国生活了15年，作为一位不被重视的皇子，刘恒在竞争皇位上似乎并没有太大优势。然而，没有优势此时反而成了一种优势。如果说刘邦是应诸侯请求由汉王走上皇位的，那么刘恒则是受到大臣请求，由代王成为皇帝的。作为刘邦的第4个儿子，刘恒8岁时就被册立为代王，封地代国。历史上有“刘恒治代”的说法，某种程度而言，代国恰好为刘恒提供了一块施展政治抱负的“试验田”。
在母亲薄姬宽容仁慈、谨慎沉稳作风的影响下，刘恒在代国全面推行轻徭薄赋、与民同息的政策，减少徭役赋税，减轻百姓负担，以德化民，以农为先，把这一方土地治理得井井有条，口碑声誉都很不错。
这种低调务实的优秀品质，刘恒坚守了一生。这一点，在“江村大墓”的考古发掘中得以窥见。刘恒认为，厚葬会扰乱社会生活，给人们增添负担。他生前立下不修坟丘、不损霸陵山川的遗言，因此整座墓葬不仅比其他汉陵小，而且地面没有高高的封土，省去了大量劳动力。此外，陪葬的器物也都不是实用器的大小，金银装饰的器物很少。
2000多年过去了，“文景之治”的盛世景象还留在人们的记忆深处。从汉文帝到汉景帝，父子两人都采取“顺民之情，与之休息”的方针，不但奖励农耕，宫廷还提倡节俭，这也让汉朝在动荡中逐渐积累了巨大的财富，繁衍出众多人口，为其后走向强盛奠定了基础。
汉文帝登基时，汉朝与匈奴、南越的紧张关系仍在继续，汉文帝体恤百姓，所以极为重视内政，努力整顿军备、改革法制。
据《史记·张释之冯唐列传》记载，有一次，汉文帝出行，过渭桥时原本已经戒严的桥下突然走出来一个人，汉文帝乘坐马车的马受了惊，他将这件事交给廷尉张释之处理。张释之了解事情的经过后，对路人处以“罚金”作为惩罚。
惊了皇帝的车马，竟只判“罚金”！对此，张释之向汉文帝解释：“法律是天子和百姓都需要共同遵守的规则，如果我按照您的意思重判，天下的人可能就因此不相信法律。法律是最后一道防线，如果执法不公，百姓就不知道该怎么做了。”汉文帝听后，采纳了张释之的意见。
还有一次，有人将汉高祖刘邦祖庙前的玉环偷了。小偷落网后，汉文帝震怒，要求严惩！张释之根据法律判决：死刑。
汉文帝听到判决后大怒，他要求张释之灭其族。张释之说这样做不合法，并反问：“如果有人盗了高祖的墓，该怎样处罚？按照法律，盗墓才可灭族，现在仅仅是偷盗玉环就要被灭族，这不合法。”汉文帝再次采用了张释之的意见。
汉文帝执政23年，虚怀纳谏、励精图治，“宫室苑囿狗马服御无所增益”，凡是对百姓不利的制度便予以废止。他自己衣着简朴，也不许宠妃慎夫人穿拖地的华服，还不准在帏帐上绣花，展现出敦厚质朴的品德，为天下人作出表率。正是由于他躬行节俭、以上率下，当时社会形成了尚俭崇廉的风尚。
兴廉政之风，养浩然之气。人们对“文景之治”的高度评价，也是对“为政以德”的深深渴望。登基伊始，汉文帝便颁布诏书：由国家供养80岁以上的老人，每月发给他们米、肉和酒；对90岁以上的老人，再增发一些麻布、绸缎和丝绵，给他们做衣服。
将尊老、敬老、养老作为国家法令来推行，后人将此称为“养老令”，体现了汉文帝“以孝治天下”的治国理念。这些举措，汉文帝自己同样在身体力行。他登基后，母亲常年患病，汉文帝不仅亲自为母亲煎汤药，并且夜夜守护在母亲床前，每次看到母亲睡了，才趴在母亲床边睡一会儿。
更让人称道的是，每次给母亲煎好药后，他总要先尝一尝，看看汤药苦不苦、烫不烫，自己觉得差不多了，才给母亲喝。这就是《二十四孝》中“亲尝汤药”的故事。千百年来，这个故事感动着一代代中国人，这便是道德文化的力量。
司马迁在《史记》里讲了一个故事，汉文帝继位后，曾想修建一个露台。他找到工匠，让他们算算要花多少钱。
工匠们一计算，需要花费上百斤黄金，折合下来相当于当时10户中产人家的产业。汉文帝听后，马上放弃了，“我继承了先帝留下来的宫室，时常担心有辱于先帝，还建造露台干什么呢？”
在很多人的印象中，皇帝贵为天子“富有四海”，修几座殿宇是再正常不过的事。历史上也不乏这类为满足奢华生活、不惜大兴土木的帝王。而汉文帝与之形成鲜明对比，更显难能可贵。
公元前157年，刘恒驾崩于未央宫，谥号“文帝”。接替他的，是儿子刘启，后称“景帝”。《汉书》的作者班固曾感慨道：“文帝专务以德化民，是以四海殷富，大兴礼义之风，断狱仅数百人，几乎到刑罚不用，唉，仁德之帝啊！”
地层如同一座沙漏，计算着朝代的次序。整个“文景时代”合计约40年，一条始终不变的规律一再显现，那就是“廉则兴，贪则衰”。从某种意义上讲，“文景之治”并不是一个概念，它是中国古代治国理政的探索和智慧，是一系列富民强国的措施和制度，是从上到下形成的崇德尚廉、向上向善的风气。
正因如此，这段时光成为上接汉高祖伟业、下启汉武帝雄风的特殊时代，这正是汉文帝的光荣所在。他在2000多年的历史深处，依然注视着这个延续至今的伟大民族。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