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群山环翠的山东省招远市，有一座黄金储量最大的山脉——玲珑山，号称“华北第一大金矿”和“亚洲金矿之冠”的玲珑金矿就坐落在这里。抗日战争时期，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胶东军民在这里开展了旷日持久的“黄金抗战”，直接或间接向党中央秘密运送13万两黄金，为保障抗日战争胜利做出重要贡献。

疯狂掠夺

招远自古以盛产黄金闻名于世，素有“金城天府”之称。辖区内分布着2000多条可供开采的黄金矿脉和1000多个古老的矿洞，其中最著名的就是玲珑金矿。

玲珑金矿采金历史悠久，早在春秋时期就有采金活动。“据史料记载，公元1007年，宋朝真宗皇帝曾派大臣到玲珑督办采金。之后，历朝历代皇帝都派人来玲珑开办金矿。”招远市黄金工业集团总公司原工会工作委员会主任、《招远黄金志》主编张丕基介绍道。

抗日战争爆发前,招远就已经是亚洲最大的黄金产地。日本人对胶东半岛丰富的黄金资源一直垂涎不已，早在20世纪初,就以入股招远玲珑金矿的名义,开始掠夺中国的黄金资源。

1939年，日本侵略者的铁蹄踏进招远，叫嚣着“宁失招远城，不丢玲珑矿”，对玲珑金矿疯狂掠夺和残暴压榨。为实现“以战养战”的战略目的,日军决定成立一个“北支那开发公司”,负责修复玲珑金矿,并与日本三菱矿业公司合作,成立了“山东金矿开发组合招远矿业所”。

由于原来的开采规模不够大,占领玲珑金矿后不久,日军又建设了一个日处理矿石150吨的选矿厂,1941年投产,雇用人员达到1200人,对大玲珑、小玲珑等黄金主产地实行空前规模的掠夺。

“他们是哪里有富矿就在哪里挖，只挖含金品位高的矿脉，把一条完整的矿脉搞得支离破碎，造成了很大的资源浪费。”张丕基说。

日本人在疯狂的开采过程中,非常担心遇到中国人的抵制和反抗,于是千方百计地强化金矿附近的所谓“治安”。日军在玲珑金矿屯驻了1个武器精良的日军中队、7个伪军中队，在山顶上设碉堡，在半山腰围上铁蒺藜和电网，在金矿周围设立了伪军据点，把玲珑金矿变成了集中营。

为防止共产党、八路军渗入，日军还对成品金全面实行管制,并成立黄金稽管大队,对私卖黄金者一律没收,对亲近共产党、八路军者格杀勿论。

日军到底从玲珑矿掠夺了多少黄金？据1978年出版的《玲珑金矿史》记载：据不完整的资料统计,日本帝国主义仅在军事占领招远的6年半中,就掠夺了黄金16.5吨,折合52.8万两；白银38.45吨，铜6226吨,还有大量的硫。

虎口夺金

抗战之初，由于全国形成了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国民党会拨一部分军饷给八路军、新四军，但数量有限。不久，随着国民党停发军费和进行经济封锁，党中央财政非常困难，购买武器和药品的钱从何而来，经费如何解决，成为摆在共产党人面前的头等大事。

据时任总供给部副部长邱会作回忆录记载：中央初拟李富春、邱会作和邓洁到山东筹款。毛泽东说：“把票子搞到延安什么东西也买不到，多搞些‘通货’(即黄金)比较好。”

为了完成党中央交给的任务，1939年冬，胶东党组织派胶东区工委书记苏继光到招远秘密筹集黄金，并成立一个绝无仅有的常设机构——招远采金管理委员会。在党的领导下,以姜璇为代表的玲珑金矿地下党员带领矿工们和日伪军进行了机智灵活的斗争，上演了一幕虎口夺金的拉锯战。

“为了把金子带出去，姜璇和矿工们想了很多巧妙的办法：有的把金粉揉到头发里，回家洗出来；有的把金粉塞在窝窝头里，一边吃着一边让岗哨检查；有的把金粉放在破棉袄的棉絮里，夹在双层鞋底里、送饭篮子里；有的将高品位的矿石偷偷带出来，放在石磨上磨成粉，最后提炼出金粉。”山东黄金玲珑红色教育基地讲解员吕文丽介绍道。

后来,由于矿场的出金量越来越少,引起了选矿课课长山本市郎的怀疑，日军决定在一天晚上对矿场及周边村子进行突击搜查。时任选矿课科员的姜璇获取这一情报后，立即通报工友。在当晚的突击检查中，日军荷枪实弹，明晃晃的刺刀就抵在矿工们的胸前，对其挨个搜查，就连头发也用冷水冲洗。搜查的结果自然让日军大失所望，他们哪里知道，矿工们早已有所准备。

“1983年，山本市郎和姜璇在玲珑金矿首次重逢，这时他才得知，姜璇就是日军当年千方百计寻找的隐藏在矿工之中的地下党员。”吕文丽说。

为了扩大黄金筹集数量，胶东党组织专门建立了负责收购黄金的地下收购站，秘密从当地群众手中收购黄金，数量十分可观，仅在玲珑一带每周便可收购黄金50至60两。

同时，胶东党组织还秘密组织矿工罢工、怠工，破坏生产设备，武装伏击日军运金车队，取得了一次又一次的胜利。

是什么支撑着胶东军民不顾生命危险虎口夺金？在山东黄金玲珑红色教育基地的展馆里，珍藏着一名矿工的入党申请书，他在入党动机一栏里写着：因为共产党将来定会成功。“简短的话语，体现了胶东军民对党忠诚的坚定理想信念。”吕文丽说。

密送黄金

胶东军民从虎口夺下来的黄金,除满足自己的经费使用外,大部分都运往中共山东分局所在地——鲁南地区,然后由此转送延安。

送金的路线也是尽量取道抗日根据地。据当时在胶东区行政公署秘书处工作的王文正回忆，在1939—1943年间，送金主要是经“渤海走廊”，即从平(度)、招(远)、莱(阳)、掖(县)根据地出发，经胶莱河、昌邑、潍县北部沿海地区、寿光等，南穿胶济铁路进入鲁中区、沂蒙山区，到达中共山东分局驻地。自1944年秋后，由于胶东和滨海地区的交通线已经打通，送金路线由“渤海走廊”改为“滨海通道”，即从胶县、高密穿过铁路，经滨海区诸城等县直达中共山东分局所在地。

从胶东到鲁南,大部分路段是日军占领区。胶东党组织为使黄金安全运送到目的地,在兵力十分紧张的情况下,不惜动用“重兵”。平时一般是两个连,选派的都是很精干的战士,他们身穿特制衣服,将黄金装在衣袋里,基本上每人携带10两左右,这样既方便行军,遇到敌情也能随机应变,灵活应付。

这支送金队被日军称为“黄金部队”，在杀机四伏的送金路上，他们突破敌人的层层封锁，在根据地和敌占区之间，走出了一条秘密的抗日黄金路。

“为了防范泄密,送金队都接到过严令：任何人不许透露运送的时间、地点、部队番号、兵力和交接过程。每一名送金队员都严格执行了党的这一命令。”张丕基说。

不仅如此,连那些送金途中的当地护送部队也严格执行了党的这一命令。每次护送开始前的最后一刻,上级领导才将护送任务告诉他们,具体情况也只限于领队的负责人知道,并且选派的战士大都是政治绝对可靠、作风干练、严守保密纪律的中共党员。以至于许多承担护送任务的战士,直到最后也不知道他们护送的到底是些什么人,要到什么地方去。

在长达6年的“黄金抗战”中,大量的黄金从胶东转运到延安。在这条漫长的征途中，黄金从没有短缺过半两，更没有一人携金叛逃，每一两每一克都交给了党中央。据统计，1939年至1945年，胶东党组织累计向延安运送了13万两黄金。

“抗战时期的13万两黄金，约为陕甘宁边区政府1943年财政收入的7倍，在当时的山东省滨海区分别可以购买约5.99亿斤小米、6.5亿斤高粱、4.99亿斤小麦。可以说，这些宝贵的黄金极大缓解了陕甘宁边区政府和党中央的财政紧张状况，撑起了中国共产党抗日经费的半壁江山。”张丕基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