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物档案：

张频藩，陕西旬阳人，1914年出生于旬阳县刘店铺村，1938年8月参加革命，1939年12月加入中国共产党。延安抗大学员，历任晋绥军区司令部参谋、侦察股长、科长，总参动员部预备役士兵处长，甘肃省军区副司令员等职。1980年离休后定居西安，因病于2012年4月12日在西安逝世，享年98岁。

张频藩（左）和妻子。（资料照片）

86年前，24岁的张频藩为了实现抗日救国之志，从旬阳来到延安，投身革命。

44年前，66岁的张频藩离休后怀着对故乡的热爱和眷恋，选择回到陕西安度晚年。

16年前，94岁的张频藩将省吃俭用积攒的10万元捐给了旬阳，支持家乡的教育事业。

……

和一些战功赫赫的革命前辈相比，张频藩的一生似乎略显平淡。但在熟悉他的人眼中，张频藩的一生坚守住了一名共产党员的原则底线，为后人留下了一笔沉甸甸的精神财富。

“八一”前夕，我们寻访了张频藩的家人，叩问这名老党员的初心信仰，聆听这段历久弥新的家风故事。

守信仰——

“我想去延安，我要去抗日”

张频藩身高不到170厘米，却有一双44码的大脚。

“我的脚是硬生生走大的。”张频藩经常给家人讲起自己奔赴延安的那段经历。

1938年的暑假，在安康中学读书的张频藩带着大嫂做的3双布鞋，历时10多天，步行近300公里，从安康走到了西安。在到达设在西安的八路军办事处时，张频藩已身无分文，鞋底全部磨破了，双脚伤痕累累。

在八路军办事处，张频藩坚定地对工作人员说：“我想去延安，我要去抗日。”

最终，这名热血青年被顺利送往延安，进入中国人民抗日军事政治大学学习。

其实早在学生时代，张频藩就十分痛恨国民党的统治，一直以自己的微薄之力为抗日鼓与呼。

1935年在旬阳中学读书期间，张频藩以学生会的名义起草了一份支持“一二·九”运动的宣言。1938年在安康中学期间，他组织了旬阳旅安学生回乡工作团，在县城、吕河、蜀河等地演出抗日救亡剧，宣传抗日、募集资金。

那时的张频藩对国民党丢了东三省十分不满，他接触到了一些进步书刊，知道了共产党正积极带领全国人民抗战，就把募捐到的钱捐给了八路军。

到达延安后，张频藩委托哥哥变卖了自己名下的土地、房产，钱寄到延安后，他仅留下极少部分日用，其余的都上交给了组织。

延安的生活是清苦的，张频藩曾回忆，学校除了发一个凳子、一身单衣和一身棉衣外，其余生活所需都要自己解决。为解决住宿问题，学员们只能自己挖窑洞住，但刚开挖的窑洞十分潮湿，他们就上山割草搭铺睡。

1939年12月，25岁的张频藩如愿加入中国共产党，并逐渐成长为一名党的领导干部。

离休后，张频藩曾为自己作过这样的总结：“我一生没有得到过什么大的奖励，也没有犯过什么大的错误，心里总想着如何把工作干好。”

“在父亲心中，党组织的命令必须无条件服从，党的事业是高于一切的。”这是儿子张安宁对张频藩的评价。

1963年，张频藩接到调令，要离开北京前往甘肃省军区工作。这一年，张安宁和弟弟妹妹都在读书，要离开从小生活的环境、离开熟悉的老师和同学，去完全陌生的地方生活，一家人都难以接受。

“爸爸，我们不想去甘肃，你能不能和领导说说，继续留在北京工作？”面对孩子们的恳求，张频藩斩钉截铁地说：“组织安排去哪儿就去哪儿，不许讲条件！”

1980年离休时，张频藩已经是正军职，可以自主选择安置地，家人都想让他返回物质条件好、医疗水平高的北京，但张频藩却说：“我离开家乡已经40多年了，该回去了。”

张雪营（左）和母亲赵淑芝一起翻看家庭老相册，追忆和爷爷在一起的点滴时光。武利芳 摄

讲原则——

“不要指望我走后门！”

张频藩当上了“大官”，对远在旬阳的亲人来说，是一份难得的荣耀。但这份荣耀，并没有给他们带来预想中的“好处”。

“四叔‘不通人情’在亲戚中是出了名的。”现年82岁的张炳华至今记得被张频藩接连拒绝的场景。

张频藩任甘肃省军区司令部副参谋长时，张炳华曾去找他，希望得到一份工作，但张频藩一口回绝：“我们是共产党，不是国民党，我给你点钱，你回去好好读书好好上学，不要指望我走后门！”张炳华又提出想在甘肃当兵入伍，离他近点，张频藩也坚决不允许。张炳华抱着最后一丝希望，提出想在铁路上当个乘警，张频藩还是没有答应。

碰了一鼻子灰的张炳华只好回家继续上学，从旬阳参军入伍，后来凭借着自己的能力成为当地法院的审判员。那些年，好几个想让张频藩帮忙找工作的亲戚无一例外都碰了壁。渐渐地，大家都知道了他的脾气，也就没有人再去自讨没趣了。

对待自己的子女，张频藩更是将“不通人情”贯彻到底。孩子们从插队、入伍、考大学再到找工作，没有沾过父亲一点儿光，他们听到最多的一句话就是，“你们有能力就自己干，没能力就算了。”

张安宁想让读高三的女儿张雪营去当兵，请求父亲给老部下打个电话问问情况。张频藩说：“征兵的政策信息报纸上都有，再不行就给街道办、征兵办打电话咨询，问别人干什么？”

时隔多年，张雪营也慢慢理解了为什么爷爷坚持不打那个电话。“爷爷的身份摆在那儿，就算他不要求什么，他的部下可能会多想，影响到征兵工作的公平性。”张雪营说。

张雪营记得每年临近春节，爷爷会主动给大家打电话拜年，聊到最后总会说：“你们的工作都很忙，也有自己的家庭和事业，照顾好自己的家。年已经拜了，不要再来。”一句话，堵住了“送礼者”的路。

离休后，部队给张频藩配了一辆专车。但只要他不出门，这辆车谁也不许用。

多年间，无论是张频藩的女儿从外地回来、住校的孙女要带一堆换洗的床单被罩去学校，还是儿媳要往返20公里上下班，都没有坐过那辆车。

但张频藩也在用自己的方式关爱着家人——每个工作日，张频藩会雷打不动地在窗台上给需要坐公交车上下班的儿媳赵淑芝放上两块钱。

有大爱——

“咱们的日子总比受灾群众强得多”

离休后，张频藩在兴庆宫公园附近的干休所一住就是30多年。如今，干休所内的这座二层小楼，依然是上世纪80年代的模样。

家里最老的一件家具，是张频藩结婚时添置的一个双开门的木柜子。这个柜子曾跟随他从北京到兰州，又被安置到了西安。

床单破了，就补块布接着用；袜子烂了，就缝一缝接着穿；一身中山装一双老北京布鞋能穿十几年；家里一个星期才能吃上一次鱼……虽然退休金不算低，张频藩对自己却很“小气”，但一听说哪里受了灾，他总是第一个捐款。

1998年，特大洪水灾害发生时，张频藩向灾区捐了5000元，这在当时可是一笔“巨款”。

“您把钱都捐出去了，这个月咱可咋过？”赵淑芝说出了自己的担忧。张频藩却说：“这个月苦上几天，下个月退休金又按时到账了，咱们的日子总比受灾群众强得多。”

张频藩是个苦孩子，3岁时母亲去世，是兄嫂将他抚养长大。在张频藩的记忆中，家里条件不好，只有自己生病时才能吃上一碗疙瘩汤。求学路艰难，刘店铺村的教室里没有桌椅，学生只能席地而坐。到了冬天，老师的手上经常被冻出一块块冻疮、一道道裂口。这些苦难，他一生都未忘记。

也许是自己吃过苦，张频藩不忍再看别人吃苦，总是想尽自己所能为贫苦孩子撑起一把“遮风挡雨”的“伞”。

94岁那年，张频藩作出了一个重要决定：将存折上的10万元钱全部取出，让儿子帮自己捐到城关镇刘店小学，用于奖励优秀师生、救助家庭困难的学生。这10万元几乎是张频藩当时的全部存款。

得知这一消息，干休所打算制作一张“大汇票”，让捐赠活动更有仪式感，但被张频藩拒绝了，“钱送去就行，不要搞这些。”

张频藩就是这样，不图虚名，也不爱讲什么大道理，却通过实实在在的行动在家人心中种下了一颗乐于助人的种子。

张雪营还记得上小学时，爷爷周末带着她去长安县（今西安市长安区）看望贫困学子的情景，“他们家三面透风，屋顶是用稻草搭的，感觉一阵大风就能把屋顶吹翻。”那时，张雪营才知道爷爷一直在默默资助他们。

此后，张雪营更加珍惜自己的学习生活。遇到学校组织捐赠活动，她也会学着爷爷的样子，把自己的零用钱捐出去。

2012年，张频藩走完了他平凡而又充实的一生。如果说，被遗忘才是真正的死亡，那么他就从未离开。张频藩对信仰的坚守、对原则的坚持、对他人的帮助，他艰苦朴素、勤俭节约的高尚品质深深刻进了家人的骨血，影响着他们的一言一行。

新冠肺炎疫情期间，花甲之年的赵淑芝主动在干休所当起了志愿者。

成为母亲后，张雪营习惯用爷爷教育她的方式来教育孩子不要挑食、不许剩饭。

……

回忆和爷爷在一起的点点滴滴，张雪营动情地说：“爷爷是我的偶像，也是我的榜样，他留下的精神财富让我们受益终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