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35年12月10日，党中央在瓦窑堡祁家湾召开会议，专门听取神府革命根据地同志的汇报，毛泽东指出：“神府虽然不大，但这个地区很重要，是抗日的前哨。”

1936年1月，中共中央决定成立中共神府特委，下辖佳芦、神木、府谷3个县委和神城、赤绥、榆林、佳北4个工委。1936年4月，神府特区在神木南乡前杨家沟村举行了第一次工农兵代表会议，选举成立了神府特区抗日人民革命委员会，高振业被选为财政部长。在中共神府特委的领导下，神府特区同时成立了神府特区抗日人民革命委员会银行，高振业兼任银行行长。

走马上任后，高振业首先筹备发行了纸质和布质钞票。正因为发行了这些流通货币，才有力维护了神府革命根据地的金融秩序，保障了前方的军需供给和群众的生活稳定。

参加革命

清朝末年，在神木南乡的天台山下有个道河坬村。道河坬虽然称村，其实整个村子只有一座名为“逢源兴”的大宅院。1901年，高振业就出生在这座宅院中。

高振业的祖父是清朝秀才。在陕北贫瘠的农村山区，通文墨、懂医道的秀才，算是凤毛麟角有名望的人，“逢源兴”大院就是他置下的产业。

高振业从小读书，青年时期适逢中国内忧外患、连年战乱，偏远宁静的道河坬村成了这个不满现状、但又报国无门的文化人避离乱世的居所。当时，整座大院属高振业兄弟二人共有，有足够耕种的土地。他们除农忙时雇几天短工外，其余时间全靠家人劳作，生活自给自足。参加革命前，他常年在田间地头从事农业劳动。

1927年，神府地区第一个农村党支部在贾家沟村成立。1934年9月，神木县革命委员会在王家庄成立，标志着神府革命根据地正式形成。在这期间，高振业投身革命。

1935年，国民党军设据点、编保甲、移民并村、修筑碉堡，神木南乡被白色恐怖笼罩。在那个腥风血雨的年月，高振业是国民党军队搜捕的重要对象，小小的道河坬村多次遭到国民党军队突袭。为了应对险恶的局面，他在“逢源兴”大院的上西窑后墙正中打开一个暗洞，暗洞口上装着两扇小木门，看上去是一个放衣物的壁橱。平时两扇小木门紧闭着，打开壁橱门，就是通往后山坡的通道。院子西墙外暗洞出口处常年堆积着高粱、玉米秸秆等，遮盖着暗洞出口不让外人发现。由于有这条通道，国民党军队多次抓捕高振业都落了空。

“红色管家”

1937年1月在温家川村举行的会议将“神府特区抗日人民革命委员会”改为“神府特区苏维埃政府”，高振业仍被选举为财政部长兼银行行长。在他主持下，神府特区苏维埃政府印刷发行了5万多元货币在市场上流通，又在贺家川组建了民众合作社和纺织厂。这些措施对打破敌人的经济封锁起到了一定作用，使苏区的经济困难状况得到很大改善。

1942年，神府县划归晋绥边区代管，与山西兴县、岚县组成晋绥边区一分区。高振业任一分区贸易局局长，他的工作范围扩展到黄河东岸的山西兴县、岚县一带。当时，日寇频繁扫荡晋绥抗日根据地，边区的医院、报社、印刷厂和银行等后勤部门近2万人移驻到以贺家川为中心的神木南区。高振业除忙于贸易局的工作外，还做了很多配合安置晋绥边区后勤人员的工作。

高振业朴实淳厚、平易近人，平日里体恤群众、关心部下。他经手的钱款数额巨大，办公室的地下室放着装满银圆的麻袋。但这些经费只能用于革命事业，他从不为自己的私事取用公家一个银圆。逢年过节，他总是让局里其他人员，包括炊事员、勤杂人员回家与亲人团聚，而作为局长的高振业，则留守机关，陪保安照看门户。

当时，有些盐贩子不遵守苏区法令，趁夜偷运私盐，高振业带领缉查人员，冬日不顾严寒、夏日不避蚊虫，整夜在山路上守候缉查，引起了盐贩子们的忌恨，扬言要“治害”他。而高振业一身正气，从不畏惧，兢兢业业为政府理财筹资，当好“管家”。为了改善神府特区的经济状况，他恪尽职守、任劳任怨，深受当地人民群众和下属的拥护，被称为神府特区的“红色管家”。

英年早逝

1950年，高振业调任陕西省商业厅副厅长。接到调令，他和警卫员骑马回道河坬家中辞行。由于路上走得急，身体出了汗，加之在家中尚有寒气的窑洞中和衣睡了一个午觉，第二天，他就感冒了。当时高振业并没有在意，策马返回机关办理交接手续，准备赶赴西安上任。可几天下来，他病情加重，体力不支，彻底病倒了。这一病他竟卧床不起，被诊断为伤寒。由于当时医疗条件太差，伤寒这种病很难治疗，高振业的病时好时坏，持续数月之久，不幸于1950年病逝，时年49岁。

神府特区曾经是陕甘宁边区的抗日前哨，晋绥边区和八路军120师的后方基地，华北敌后根据地与延安党中央保持联系的通道和纽带。高振业领导、发行的神府特区抗日人民革命委员会银行货币，票面有1元、5角、1角3种。货币的发行，对活跃市场、平抑物价和解决群众在生产生活方面的困难起到了重要作用。神府特区银行发行的货币，还是“七七事变”前在票面上写有“抗日”字样的早期货币之一，在其金融属性之外还可看到宝贵的民族气节，为中国革命留下重要精神遗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