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红军长征湘江战役纪念馆。贾佳 摄
这里,不缺色彩,火红的映山红、雪白的油桐花铺满了春天;这里,不缺精神,滔滔湘江水铭记着红军的忠诚和勇敢;这里,更不缺故事,1934年冬天红军留下的“半条被子”温暖至今。
湘桂大地,见证了长征路上最悲壮的突围,也镌刻下红军队伍如铁般的纪律。这纪律,让红军越走越坚定,也让群众的心和人民军队越靠越近。
军令如山——铁纪引领胜利
清明时节,一场场春雨的洗刷,让坐落于湖南省郴州市汝城县延寿瑶族乡官亨瑶族村的青石寨更显苍翠。沿着2000余级台阶登上青石寨,可以俯瞰整座山谷。
1934年11月,长征路上一场惨烈的阻击战在这里打响。为掩护中央红军大部队通过,红五军团第三十四师与围追堵截的国民党军发生激战。为夺回被敌人占领的青石寨这个战略高地,红五军团军团长董振堂手端机枪,大吼一声“跟我来”,身先士卒冲上青石寨。
延寿阻击战胜利了,中央红军顺利通过第二道封锁线,数百名红军战士永远长眠在了青石寨。
“自1934年10月中央红军开始长征后,第三十四师一直负责断后。正是对军令的绝对服从,让这支队伍成为长征路上最坚强可靠的后盾。”汝城县党史研究室主任范永平说。
长征,是敌人重兵围追堵截下的战略转移,一场场战斗生死攸关、一次次突围险象环生,可以说,没有对军令的坚决执行,就没有最终的胜利。
即便在湘江战役最惨烈的生死关头,铁的纪律依然是红军最坚实的精神铠甲。
“各兵团应以最大的坚决性完成放在自己面前的战斗任务”“人人要奋起作战的最高勇气,不顾一切牺牲”“在这种情况下,应最坚决的作战,直至最后的一个战斗员止”……在短短数天的战役中,一道道简短有力的政治命令、作战命令高效指挥着全军的行动。
红三军团第五师死守新圩,以伤亡三分之二的代价撑开一条渡江通道;红一军团在脚山铺一带阻击敌人,伤亡近4000人;红三军团第四师在光华铺一带设立阻击战场,由于无险要地势可守,伤亡惨重;红五军团第三十四师和红三军团第六师第十八团为掩护红军主力渡江,几乎全军覆没。
“前沿的几个小山头丢失了。我知道这不是由于我们的战士不勇敢,有的山头是全部战士伤亡之后才被敌人占领的。”在位于广西壮族自治区桂林市灌阳县的新圩阻击战史实陈列馆墙上,记者读到了这句原红三军团第五师师长李天佑写在回忆录中的话。这句话,是纪律在战场上最悲壮的表达。
“湘江战役中,红军队伍拧成一股绳的大局意识与国民党军相互掣肘、拥军自保的私心形成鲜明对比。”红军长征湘江战役纪念馆馆长周运良介绍,红三军团军团长曾指挥红一军团第一师防守潇水,红一军团军团长则指挥着红三军团第四师坚守光华铺阵地,双方以掩护红军主力渡江为最高目标,不讲你我、不分彼此。反观国民党军,看似重兵合围,实则中央军、桂军和湘军都想着保存自身实力,消极避战。
团结就是力量,纪律铸就战斗力。1934年12月1日,红军主力强渡湘江,撕开了国民党军的第四道封锁线。渡过湘江后,中央红军从出发时的8.6万余人锐减至3万余人。
“巨大的损失让红军开始反思长征的战略方向。”在湖南省怀化市通道侗族自治县的通道会议旧址,通道转兵纪念馆馆长郑湘向记者讲述了那场事关红军前途命运的激烈争论。
到湘西与红二、红六军团会合的意图已经暴露,国民党军早在红军北上湘西的必经之路上布下20万重兵。西进到敌人力量薄弱的贵州,成为红军谋求生机的唯一出路。
在1934年12月12日傍晚的通道会议上,李德坚持要按照共产国际的原定计划北进湘西,毛泽东坚决反对,主张向敌军薄弱的贵州进军,这个建议得到张闻天、王稼祥、周恩来的支持。李德因自己的意见被否决,愤然离席。最终,会议按照“少数服从多数”的原则,集体作出转兵贵州的重大决定。
“这次会议,恢复了民主集中制这一党的根本组织原则,用组织纪律保障了红军队伍转危为安。”郑湘说。
通道转兵纪念馆内陈列的一份标有“万万火急”的电令,就是这次会议的直接见证。这份12日晚七点半发出的电令要求“第一师如今日已抵洪洲司,则应相机进占黎平”,提醒各军团须严格遵守前进的主要路线及其分界线。
根据电令部署,中央红军重整旗鼓,挥师入黔,于 15日攻克黎平县城,踏上了一条新生之路。
军民相依——民心凝聚伟力
3月25日,多雨的湘南难得放晴。阳光透过窗棂洒进汝城县沙洲瑶族村的一户民居内,照亮了屋内那张老式木板床。
“92年前,3名红军女战士和我的曾祖母徐解秀就挤在这张小床上。临走时,她们把行军被剪下半条留给了曾祖母。”“半条被子的温暖”专题陈列馆讲解员朱淑华——徐解秀的曾孙女,伫立在床前,向记者深情讲述着长征路上这段感人往事。
走出苏区的红军是孤独的。由于受到国民党反动派的欺骗宣传,苏区以外的群众对红军充满戒备。在这种情况下,为何会出现军民同睡一张床、同盖一条被的温暖场景?答案,就写在 1934年 11月 7日在汝城县出版的《红星》报号外上。
“这份号外不报道新闻不发布消息,而是专门号召红军遵守‘不乱打土豪,不乱拿群众一点东西’‘不强买东西,买东西要给钱’‘完全做到上门板、捆禾草,把地上打扫干净’等7条纪律,创建争取群众工作的模范连队,这说明长征途中红军把纪律工作放在了极端重要的位置。”郴州市委党史研究室副主任胡爱国说。
在汝城县官亨瑶族村,红三军团司务长叶祖令给帮助筹粮的族长胡四德写下欠条,1997年当地政府按照当时的物价,把欠下的105担稻谷、3头生猪、12只鸡折算成15000元,还给了村民;在汝城县文市村,一名小红军尝了小摊贩罗有成的山楂片,坚持要付 1枚铜板;在宜章县白石渡村,红一军团后勤部的战士错把村民萧贤凤家的1头猪当成土豪劣绅家的猪杀掉了,赔给她12块银圆……在郴州市采访时,像这样的纪律故事俯拾皆是。
“不让群众吃亏,不损害群众利益,可以说是红军纪律的核心要义。”郴州市宜章县党史研究专家吴绪斌带着记者来到位于白石渡村的一处红军银行兑换所旧址,讲述了红军用银圆足额兑换苏区货币的故事。
突破第三道封锁线后,红军在白石渡休整,战士们买东西付给群众的钱是从苏区带过去的货币。可苏区货币在“白区”不能流通,红军便专门设置了银行兑换所,将群众手中的苏区货币兑换成银圆。
红军长征湘江战役纪念馆中,陈列着一杆十六两制的老秤。在桂林市全州县两河镇新富村,记者见到了老秤的捐赠者廖成桂,“我的父亲是一个货郎,红军当年买他的东西就是用这杆秤来称重的。”这杆秤,是红军买卖公平的见证。
“红军的纪律是一以贯之的,即使是在紧张的战斗期间,也不损群众利益分毫。”灌阳县红军长征湘江战役文化保护传承中心主任吕辉说。灌阳县是湘江战役主战场,至今流传着红军吃红薯给钱、雇挑夫给钱甚至吃猪潲也给钱的故事。
桂北地区生活着瑶族、苗族等少数民族群众,在经过这些地方时,红军总政治部作出了买东西用银圆和铜板,买粮买杂粮,不准买大米,不与各族同胞争井水、共厕所等具体规定。
群众正是通过严明的纪律,认识了中国共产党,认识了红军。纪律严则民心向,这是最真挚的双向奔赴。于是,湘桂大地出现了一幕幕感人的拥军场景:
1934年11月,湖南省道县群众罗素珍看到红军打土豪劣绅,把粮食布匹分给穷人,认定红军是好人,便主动请缨帮队伍挑担。她挑着沉重的扁担走过3个省17个县,行程1000多公里,硬是把红军送到了贵州境内;
湘江战役期间,由于红军帮灌阳县水车村群众翟顺修的孩子治好了病,当他得知红军要渡江,便把家里的大桌子、门板都扛来架桥。江中间的水又深又急,桥无法固定,翟顺修就脱掉衣服,走到江心跟红军一起打桩;
1935年12月,从湖南桑植县出发的红二军团第五师来到芷江县土桥富家团一带,没有扰民,还帮助村民打扫院落。当地群众积极帮助红军筹粮,青壮年负责碾米、妇女则帮忙筛米,忙活3昼夜凑了上万斤米。他们用最朴素的行动,诠释了军民同心的深厚情谊。
生生不息——初心赓续千秋
带着湘桂群众的支持和祝福,红军队伍踏上了新的征途,他们在这片土地播撒下的种子,早已深深扎下了根。
通道侗族自治县向晖村的村口立着一块石碑,上面刻着的“款约”就是红军严明纪律在侗寨结出的一颗果实。
1934年12月,中革军委第二野战纵队来此扎营。夜里,一名炊事员没有熄灭火,导致全寨26栋房屋被烧毁,5名村民被烧伤,还烧死了15头耕牛。这场火灾给群众造成了重大损失,按照部队的纪律,除了要赔偿外,还要判这名炊事员死刑。
“听父亲讲,乡亲们觉得这名炊事员也不是故意的,都纷纷向队伍的负责人毛泽民求情。毛泽民虽然也很不舍,但还是按照纪律执行了枪决。”向晖村村民杨雄梧说。

通道转兵纪念馆。武利芳 摄
那一声枪响,也让当地群众真切感受到了纪律的伟力。他们将村规民约刻到石碑上,并写明惩罚措施,以此来治理村寨事务。让村民们骄傲的是,因为有了“款约”,这里90多年来未发生过一起治安或刑事案件。
4月15日上午,汝城县纪委监委干部张吕波在湖南(汝城)长征文化展示传承馆的会议室内,讲了一堂关于廉洁从政的主题思政课。长征期间,发生在汝城的“半条被子”“一张借据”“一块山楂片”等故事是张吕波授课的重要内容。“通过讲述真实发生在这片土地上的纪律故事,可以潜移默化地教育引导大家坚守纪律底线。”张吕波说。
后续,张吕波还将把这些故事讲给更多的党员干部听。
中央红军长征在汝城县转战 16天,留下了许许多多的红色故事。近年来,汝城县用一堂堂思政课让长征精神跨越时空、浸润人心。
在湘江战役的主战场桂林,一条条长征步道的复原、一处处革命旧址的修缮,为现场教学提供了硬件支撑,人们在行走中了解长征的艰难、感悟信仰的力量。
《清风桂林——党史中的清廉故事》《红军长征在芷江》《通道转兵》《汝城传统村落里的红色基因》……近年来,湘桂两地的党史工作者潜心研究史料,寻访长征亲历者,为当代人捧出了一本本沉甸甸的精神食粮。
许多经过长征锤炼的红军战士,默默将对纪律的敬畏、对信仰的坚守融进骨血。当年,4000余名桑植儿女毅然踏上长征征途,历经血火洗礼、万里征战,最终幸存归来者不足50人,澧源镇蔡家峪村的陈和洲就是其中之一。
长征出发前,刚刚入党的陈和洲知道由于敌人对苏区实行经济封锁,部队缺粮,就将家里的种粮和半坛子猪油拿出来交了人生中第一笔党费。1958年,在经历长征、抗日战争、解放战争、地方建设后,53岁的陈和洲返回桑植县定居。回乡后,他义务修桥补路、为集体积肥,还自筹资金办苗圃、植树造林改造荒山。
1995年,陈和洲因病逝世,享年90岁。时隔多年,陈朝袖用“正直”两个字来评价爷爷陈和洲。他记得当年爷爷有个老部下调到桑植县当了领导,前来家里拜访。在旁人看来,这是个给家人谋福利的好“门路”,可爷爷从未找老部下办过事。
“父亲当了一辈子农民,我们孙辈也都是靠自己的努力找的工作,爷爷只给我们留下了清白家风。”陈朝袖说。
这份清白,也被更多人看到、仰望。陈和洲多次被州、县两级评为优秀共产党员,推选为人大代表。
又是一年清明,湘桂大地上的座座烈士纪念碑沐浴春风,环绕鲜花。这支以纪律为魂的队伍,赢得了民心,赢得了胜利,也赢得了未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