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

    改革开放如春风般吹醒了祖国大地，得天独厚的改革前沿广东，哗哗啦啦地上了一大批良莠不齐的项目。邻近港澳的广州市，也在天河建起了一个大大的跑马场。１９９２年１０月，事业如日中天的广州市国营农工商联合总公司总经理黄启桓，被调往广州跑马场负责主持全面工作。当过厂长，又做过总经理的黄启桓，面对改革开放建起的新项目，立马想一显身手，搞出个“火红”样。于是，他今天跑香港，明天飞外国，参观考察别人怎样管理赛马场，如何搞“博彩”。

   商务考察包含着随时有合作的可能性。黄启桓每到一处，都受到当地商人的“热情”接待，因为这些商人都想通过黄启桓分一杯羹。已经有２０多年党龄的黄启桓步入花花绿绿的世界后，面对灯红酒绿的诱惑，便有点飘飘然了。这时，他的私欲像洪水猛兽般冲出，什么共产党员应负的光荣使命和责任全都抛到脑后。

    于是，在港澳和国外考察过程中，当外商奉送零用钱和赌马的筹码时，黄启桓丝毫没想到要推却。俗话说：“物必自腐而后虫生。”黄启桓尝到“红包”的甜头后，就把自己的聪明才智全部用在如何变着法子去捞更多、更大的“红包”上。

    大权在握的黄启桓，利用职务之便，聘任香港梁氏公司经理梁某为广州赛马娱乐总公司的训练部副部长、总训马师，负责训练骑师和马匹，每月工资８０００元。同时，亲自批准梁某为广州赛马总公司购买马匹和马具，先后调付给梁某资金共达１７３０．７万元。

    投之以桃，报之以李。梁某自然“识做”，当黄启桓到香港办公事时，梁某就奉上一万又一万的港币，供黄启桓挥霍使用。从１９９３年１月至２０００年２月，黄启桓先后收受梁某贿赂款共２０．１万元港币。可是，黄启桓却不知道，自己贪了这一点小利，国家却失去大量资金。据审查，到目前为止，梁某还有２３２万元资金没归还给广州赛马娱乐总公司。

    黄启桓一方面在“小意思”中渐渐蜕变，另一方面，一些别有用心的人，为了达到目的，对他奉承、巴结，送物送“红包”。面对这些“丰盛晚餐”，黄启桓迷糊了，认为给人批办或合作开发项目，占些便宜，是市场经济下的“产物”，“等价交换”合情合理，黄启桓深深陷进犯罪的泥潭里而不能自拔。

    １９９４年，黄启桓因业务关系认识了香港某公司董事长梁某，两人一拍即合。１９９４年５月，黄启桓在利益均沾的前提下，不用招标、投标，就和梁某签订了开发广州市跑马地花园房地产的承包合同。１９９５年３月，黄启桓授意广州赛马娱乐总公司投资８０００多万元与梁某的公司合作开发房地产卫星项目。

    合同一生效，资金一到位，梁某自然忘不了感谢黄启桓的关照。１９９７年的春节前夕，梁某用信封装好５万元港币，托广州马会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副经理李维生送给了黄启桓。同年春节一到，梁某又奉上１万元港币。

    自那时开始，梁某连续３年的春节都送上１万元港币的“大红包”。从１９９７年至１９９９年，在香港、广州等地黄启桓还先后收受梁某进贡的现金共计港币２２．５万元，人民币１万元。１９９７年９月，原任广州赛马娱乐总公司副总经理的丁某，从广州通过电话联系，叫在港的杨某代其购买３张香港T赛马票。开奖后，他买的３张赛马票中有１张获奖，赢了港币２２．２５万元。丁某高兴地对黄启桓说：“我在香港买马中奖２２．２５万元，不知是否可以拿这些奖金?”私欲膨胀的黄启桓对丁某说：“你可以拿这些奖金，可惜，我最近在香港买马都不中，亏了……”

    丁某听后，立即心领神会，拿到那２２．２５万元奖金后，马上送给了黄启桓３万元港币。

    ３万元港币到黄启桓手后，他觉得丁某还不够意思。于是，过了段日子，他对丁某说，自己要到香港公干，手头外汇不多，要丁某弄些港币用用。

    丁某听后，马上明白黄总的言下之意。只好又拿出１万元港币，“跑”到办公室送给黄启桓。

    想钱想得疯狂的黄启桓，紧紧地盯着每一个机会，手段也变得越来越露骨。

    １９９７年春节前，黄启桓主持召开了总公司副总经理等负责人员参加的工作会议。会上黄启桓提出：“要搞好春节职工的福利，现在总公司没有多少钱，你们下属各公司都要拿点钱出来，给大家表示表示，特别是要考虑领导一年到头很辛苦……”当然，下属各公司都非常清楚黄启桓一番话的意思。在黄启桓的暗示下，从１９９７年至１９９９年，下属公司先后共送给黄总人民币１６万多元。这些款项黄启桓全部据为己有，一分钱也没发给员工，统统花在赌马和个人消费上。

二 

    善于伪装的黄启桓，深知要在改革开放大潮中捞好处、必须要“包装”自己。他想方设法利用各种关系、各种场合、各种宣传工具为自己贴金。他采取送好处、给赞助等手段，蒙得上上下下、左左右右都认为他是一个“改革者”、“能人”，在一片“赞扬声”中，他的仕途青云直上。１９９６年４月至１９９９年５月黄启桓任广州市政府副秘书长，１９９８年６月任广州赛马娱乐总公司董事长，１９９８年６月当！为广州市政协第九届委员会委员。

    黄启桓打着改革者的旗号，四处“呼号奔走”，要求给广州跑马场开绿灯，要求为改革的大项目“跑马博彩”松绑，力图达到其“马一跑，钱照捞”的不可告人的目的。

   １９９６年以来，中央、省、市多次下文要求广州赛马要停止博彩性赛马，但主持广州赛马总公司全面工作的黄启桓却长期借口“巨额投资收不回，职工下岗产生不稳定因素”，想尽办法坚持博彩性赛马。赛马总公司先是将“投注博彩”改为“智力测验”，后又改为“门券兑实物奖”等形式，将博彩性赛马一直延续至１９９９年１１月中共广州市委、广州市政府下令停止赛马时为止。

三

    为了维持他那声色犬马、挥霍无度的生活，黄启桓只有打公家的主意，他的黑手伸向了公款。１９９７年７月，黄启桓出面要张励以广州马会经济发展总公司的名义，向为赛马总公司制作宣传品的个体户左某借款人民币３００万元，期限一年。张拿到款后，黄启桓以个人炒股为由，要张从向左借的款中借给其１５０万元，张便分两次交给黄１５０万元，由黄启桓交给其秘书为他炒股。该笔借款一年后到期，左催张还款，张又追黄还款。黄启桓因其个人使用的１５０万元在股市被套住，便要张励以购农副产品名义打报告，向其兼任董事长的金骥公司申请借款２００万元人民币。１９９８年８月，黄启桓在张的报告上批示“同意，请金骥公司暂借。”张励凭黄的批条从金骥公司借到２００万元后，凑足了３５０万元还给了左某，抵还了黄启桓个人炒股的欠款。直至１９９９年７月，黄启桓将个人的股票卖掉，才给了张励１５９万元，由张填回黄挪用的公款，挪用的时间长达１１个月。

    黄启桓这位所谓“改革勇士”，不但贪财、好赌，而且还好色。１９７９年，担任广州白云无线电厂党总支部书记的他，恰逢该厂女工黄某与其丈夫闹离婚，便找她谈心做思想工作。１９８０年夏季的一天，他俩在办公室里“谈心”，黄启桓面对黄某薄薄衣衫里透出的诱惑，他再也压抑不住火山爆发般的欲望，拥着黄某就在自己的办公室内发生了不正当关系。

    自此，色迷心窍的黄启桓，只要有空就赶到黄某处幽会……为了与情妇保持那份畸形的“爱情”，自那以后，一直到２０００年７月，整整２０年，黄启桓先后送给黄某共计港币１６万元、美金９０００、人民币３．３万元。

    为了满足淫欲，黄启桓只有将手中之权变换成金钱。随着欲望的不断上涨，他又把眼睛瞄向另一个姑娘。

    １９９４年，年方２７岁的李小姐来到广州赛马娱乐总公司当临时工。浑身充满青春气息，具有几分姿色的李小姐令黄启桓两眼发光，情欲难禁。于是，黄启桓运用手中之权，百般关照李小姐，使李小姐在１９９６年由临时工转为正式工。这时，黄启桓开始进攻了，他挑了夏季的一天，打电话把李小姐请到办公室。当李小姐一出现，黄启桓就连忙送上一块精美的赛马会纪念手表，并在办公室里与李发生了不正当关系。从此黄启桓就经常带李小姐这位“小秘”出差，更喜欢一道吃喝游玩作乐……从１９９７年起至２０００年案发止，黄启桓一直与李小姐保持这种关系，先后送给李小姐共计人民币８万元、港币１．３万元。

    黄启桓在自白中告诫人们：“我有三个方面的深刻教训是不得不告诉世人的。一是改革开放绝不能离开中国国情，决不能偏离社会主义精神文明的大方向。二是任何时候都应该与党中央保持高度一致，党叫干啥就干啥，绝对不可以搞什么‘上有政策，下有对策’。三是一定要正确处理好退休与金钱之间的关系，千万别像我一样为了几个铜钱而丢了晚节。”可惜，这样的忏悔来之晚矣。